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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复辟檄文（第1页）

作为变法运动中保守派的代表和旗帜性人物，吕公着这次回京担任帝师可谓是开了保守派领袖在朝堂复辟的先河，高滔滔还特意说明此举是为了尊重神宗生前的意愿，言外之意就是这并非是她本人的意愿。既是如此，那你高老太太怎么不把司马光也一起叫回来给神宗当老师呢？你不是要尊重神宗生前的意愿吗？那为什么只选择性地尊重一半呢？

高滔滔可不傻，此时把司马光放在京城外面负责打野才是保守派对变法集团最佳的进攻方式，唯有如此司马光才能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火力集中到一起向京城里的变法派猛烈开火。反之，如果把司马光召回京城给小皇帝教书，那他司马光可就被绑住了手脚，单是天天围着小皇帝转悠就足够把他累个半死，如此他又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向变法派开战呢？高滔滔现在不需要那么多的教书匠，她需要的是为她摇旗呐喊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于是乎，本是神宗为司马光准备好的那个侍读的位置就被孙觉给顶替了，而孙觉同样是当年因为激烈反对新法而被贬十余年的保守派领袖级人物。

在接到朝廷任命自己为陈州知州的诏书后，按照司马光自己的说法，他自己一把年纪本是无意过问政治，可既然太皇太后这么器重他，那他只好“万死不辞”并火急火燎地就跑到陈州去上任了。上任之后，司马光可没去想什么治理地方造福百姓，他提起笔就又是一份奏疏，而他所说的内容还是之前的陈酒，那就是请求皇帝陛下广开言路以澄清当前的政治舆论环境：臣一夫之愚，不能周知天下之务，近曾上奏乞下诏书开言路，伏望圣慈早赐施行。

司马光的这个行为只能证明一件事，那便是他之前提议的“下诏言事”之举确实遇到了阻力，那么这阻力又来自哪里呢？当然是掌握朝政的变法派。这些人不是不敢让朝廷下诏言事，而是担心保守派会趁机发动群众大做文章，我们曾经说过利用并发动群众是政治家的一项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拿手绝技，这一点局中人都心知肚明。高滔滔当然举双手赞成司马光的提议，可这种事她却没有办法绕过三省直接下圣旨，而只要宰执集团对此持保留意见，那么这道圣旨高滔滔就发不下去。

如此可见司马光是多么的具有先见之明，他早就预料到这事会遇到阻力并给这些人提前准备好了一顶奸邪小人的大帽子。他为什么就这么聪明呢？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自己到底是在做什么，换了是他是当政的变法派也会对此暴跳如雷。这下我们应该知道司马光为何不急着回到京城了吧？他是要率领大军攻城的，城破之后他才会带着自己的军队彻底占领京城，而高滔滔就是他在城里的内应。

两次上奏都石沉大海并没有让司马光气馁，他在几天之后再又火力全开地上了一道力度空前的奏疏，而这堪称司马光号召同仁一起向变法派和新法发起总攻击的一篇战斗檄文。在这份篇幅超长的奏疏里，其政治身份只是一个陈州知州的司马光俨然是在以一个宰相的姿态在指点江山，这份奏疏同时也可以看成是他提前为自己准备的宰相就职演说或宣言。对此，我们在这里也必须要分段解说才能窥其精髓于一二。

首先，司马光总结了自变法以来的天下大势以及他对当下形势的看法：先帝聪慧过人并立志于富国强兵，这些都没错，可他错就错在所托非人。先帝当国期间因为误听谗言导致奸人当道致使国家法度大变，天下为之群群骚动。不但如此，奸邪们还怂恿先帝对外四处开战，常年用兵导致大宋损兵折将无数且生灵涂炭以百万计，但战争非但没有让四邻的蛮夷臣服，反而还导致蛮夷暴起边关震荡不止。面对国家如此局面，臣每念及于此无不失声痛哭。然而，先帝受蒙蔽已深却不知其中缘由更不知悔改，这直接导致先帝在忧惧之中含怨而去。如今新帝继位，太皇太后体国家和民生之艰难下诏与民休戚，但臣觉得这些还远远不够，眼下最为祸国害民且有百害无一利者当属保甲、免役、将官三法，这三者应该尽快废除。

这是司马光第一次公开表明自己想要废除所有新法的志向和决心，这对于宋朝来说无疑是一场超级地震。新法已经在全国施行了十余年，整个国家也已经在新的运转模式下开始释放和散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可司马光却要来一次全盘否定，这无异于将一块火热的生铁放入极寒的冰水之中。或许我这个比喻很不恰当，那么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如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某人突然要推倒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面旗帜，然后带领我们重回六七十年代的生活模式，你能想象这会是怎样的一种场景吗？

考虑到推倒新法必然会遭到变法派以及新兴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事情在伦理上也说不过去，所以司马光为此又进行了一番理论说明并列举前例为自己打气：孔子虽然说过君王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但孔子的意思是说那些对国家和百姓无害的政策可以三年不改，但如果既往的政策病民伤国又岂能坐视不理？

随即，司马光引经据典反复论述就只为说明一个道理：神宗有错，而且是大错，哲宗皇帝此时推倒新法为父改错不但不会受到伦理上的指责，反而是在为父亲纠错，这恰好是一种美德。他认为这就好比汉景帝废除文帝时期的肉刑、汉昭帝废除武帝时期的苛政、唐德宗废除代宗时期的宦官牟利之法、唐顺宗废除德宗时期的宫市，这些继任之君对先君的改制在历史上非但没有被人诟病反而为后世所称道。

各位请注意司马光同志在这里的偷换概念行为。

无论是文帝时期的肉刑还是武帝后期导致民怨沸腾的各类苛政，也无论是代宗时期宦官势力的崛起还是德宗后期宦官集团的越发猖獗和跋扈，这些可都是肉眼可见之害，都是实打实地导致了“天下汹汹”。但是，王安石的新法何德何能能竟敢与这些相提并论？如果真的如司马光所言新法一无是处全都是害国害民的恶法，那么宋朝现在恐怕已经濒临亡国了吧？甚至可能比汉武帝晚年时的西汉帝国还要民不聊生吧？但宋朝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你司马光不知道吗？

退一万步说，即便新法真的就是一无是处的恶法，可宋朝在这十几年里国力和军力的大增以及农业的增收和财入的翻番是不争的事实吧？这些是从哪儿来的？天上掉下来的吗？我们这里甚至可以这样说，但凡是一个神智和思维正常的宋朝人就不得不承认新法并非一无是处，即便它有不足的地方也不至于以点概面地将其全部否定，但司马光这等聪明睿智的人就是这样干了。

从理论上为推倒新法进行铺垫之后，司马光在这份奏疏里再又用夸张的修辞手法对宋朝的当下现状进行了一番概括性总结：大宋的全体百姓如今都在痛苦地呻吟和呐喊，国家已到危亡之际，所有人现在都伸长脖子拉直耳朵等着朝廷发布废除新法的诏令，唯有如此他们才能活得下去（今幅员之内，所在嗷嗷，有倒垂之急，延颈倾耳，以俟改法，庶得苏息）。

司马光由此向天下人发问：大宋帝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了最后的怒吼，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岂能等到三年之后才对新法予以废除？

写到这里，司马光突然灵光乍现，这位以“礼学家”自称的道德君子说了一句可能连他都想抽自己一耳光的话：如今是太皇太后当国秉政，所以我们现在废除新法是以母改子，而不是以子改父，这就不存在违背伦理的问题。所以，我们又还有什么好顾忌的呢？

好家伙！不愧是千古司马光！一千多年前他就在为妇女的权益和地位而奔走呼喊，以母改子这句话一经问世简直就是震碎了当时世人的三观。中国妇女的地位难道从北宋就开始与男人平等了吗？你司马光熟读儒家的经史子集，请你解释一下何为“夫死从子”？你这独家发明的“以母改子”申请专利了吗？作为一个儒家门徒，你司马光能够说出这句在当时违背儒家纲常伦理的话着实属于离经叛道。照此理论，历朝历代的皇帝驾崩之后何必要父死子继？皇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就应该是当朝皇后，而不是什么皇太子！这套所谓的以母改子理论何其强词夺理！何其荒谬！

抛出了以母改子的理论后，司马光又从另一个角度对废除新法的必要性进行了说明。他认为新法并不是出于神宗的本意，神宗前期是受了王安石的蛊惑，王安石彻底归隐后，神宗开始走上前台独自领导变法运动，但这也不是神宗的本意，而是受了变法派的另一些奸人的蛊惑。也就是说，司马光认为神宗从始至终都是一个受害者、被蒙蔽者，如今废除新法便是在为神宗讨回公道。他在原文里如是说道：天下籍籍如此，皆髃臣之罪，非先帝之过也。

又是一个好家伙！你司马光这是在说神宗将近二十年的帝王生涯完全就是一个傻子和傀儡吗？你这还真的是在欺负死人不会说话啊！

司马光从来都不是一个客观的人，因为他自认为自己掌握着人世间的真理，这种人怎么能够客观？因此，他能够说出这些话并不为奇，这就好比辩论赛，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是对的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一切只为证明自己就是真理。

在这之后，司马光开始将矛头对准他所认为的新法当中最为祸国殃民的三项新法：保甲法、免役法和将官法。他逐一阐述了这三项新法的弊端并由此说明它们的不合理性，我们这里单独说一下他对将官法的抨击。

司马光认为将官法的施行导致武将的权力被无限放大，而作为地方行政长官的知州和知县就此失去了掌兵之权，这些士兵只听从将官的调遣，如果哪个武将蓄谋造反可就要重复五代时期的乱象。归根结底，兵权还是必须掌握在文官的手中，重文抑武和以文制武是大宋的基本国策，而将官法就是在破坏大宋的祖制，这是绝对不行的。

结合自己在洛阳的暗中观察，司马光接着又说道：“自将官法实施以来，我看到转运使和知州一级的官员其出行仪仗的规模都大为缩减，甚至于连个搬运行李的队伍都凑不齐，这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如此一来，官威何在？如此一来，下面的百姓和小吏都会把我们这些官老爷给看扁了。官员出行就是要兵甲扈从，就是要有威仪和排场，这样才能威服吏民。

司马光为此还举例说明：之前先帝病重时，西京留守曾去嵩山督造道场为先帝祈福，但因为将官法规定城内的禁军不得在城外留宿，这就导致堂堂大宋西京的留守大人当晚身边只剩下了七八个人在旁边伺候，这成何体统啊？我们大宋官员的威仪何在啊？如果有歹徒行凶可怎么办啊？城内群龙无首，如果有乱贼趁机入城作乱又怎么办呢？

这里真的很想问一下司马光同志：留守大人如此尊贵的身份其身边竟然只有“区区”七八个人伺候，可他最后遇刺身亡了吗？他最后不是平平安安地回到洛阳了吗？哪里有什么凶徒？自变法以来，因为保甲法的施行让大宋的治安空前良好，之前几十年里经常发生的官军造反和农民起事更是近乎绝迹，这不正好说明新法于国有大利吗？这不正好证明变法这十几年来天下大治人人守法吗？

对于司马光的这些论述我们不再评议，他这样的理论家想为自己即将展开的行动进行舆论造势总会找到各种看似合乎情理的理由和依据，哪怕是强词夺理。然而，我们无可否认的是他这一篇强文的问世注定会在大宋的政坛掀起一场狂风巨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