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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孤行己见（第1页）

面对大宋朝堂之上愈演愈烈的党争，此时身为台谏官员的苏辙对于这种局面也是格外忧心，而且他对于司马光当政以来坚持要废除全部新法的举动也是颇有不满。在苏辙眼里这时候的司马光和当年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几乎别无二致，可王安石当年还能跟苏辙坐下来好好地听他陈述己见，但司马光根本听不进任何的异见，他甚至都不给你这个机会。

为此，苏辙只能转而寄希望于高滔滔能够从中制衡一下司马光，他在上呈给高滔滔的奏疏里通过批判熙宁年间动辄就以政见不合而行罢官之举的政治风气来影射司马光主政之后的政治氛围。他认为这样做非常不利于官员队伍的团结，更是会造成士大夫集团的彻底分裂，如此下去损害最深的终究还是江山社稷。

可惜的是，苏辙在这方面还是有些过于天真了，放眼整个大宋此时几乎就没有能够制衡司马光的人，包括高高在上的太皇太后高滔滔。当年王安石尚且难容那些反对新法的人，性格同样执拗的司马光又岂能容得下蔡确和章惇这等新法的忠实信徒？

不过，这里我们先别急着给苏辙同志鼓掌叫好，他此时的言语和后来的行为才真的诠释了何为言行不一，何为一个政客的基本修养。

站在言官的角度和立场上，苏辙说这番话可谓是尽职尽责且切中要害，他的表现完全就是一个忠君爱国忧国忧民忧天下的模范臣子应该有的模样。可是，苏辙之所以后来能够升任门下侍郎成为宋朝的第一副宰相其原因在哪里？或许很多人都不会想到，他正是通过在此期间对变法派大臣和骨干分子的猛烈抨击和弹劾为他赢得了往后在官场稳步晋升的政治资本。苏辙在接下来的不到一年时间里用他的笔杆子打倒了好大一片人，蔡确、韩缜、章惇、吕惠卿、蔡京等各个时期的风云人物纷纷被他抡起的笔杆子打得是口吐鲜血继而在大宋帝国的各地四处流窜（接连变换被贬之地）。

说句多余的话，苏辙的心眼可比他的哥哥苏轼多了去了。苏轼为人一向有自己的坚持和底线且始终坚守如一，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属于某个党派和团体，他只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说自己认为正确的话，但苏辙的身上具有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所应有的必备“品格”——既当又立。

苏辙的事我们后面再来细说，此时大宋政坛的第一男主角还得是司马光。

诚然，驱逐蔡确等人是司马光迫切想要实现的意愿，可我们也说了，司马光此时最为用心的其实是如何废除被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三大恶政：青苗法、免役法、将官法。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这件事情上，至于打倒蔡确和章惇等人的重任就全部交给由他举荐上来的那些言官去办。

经过司马光和一众保守派同僚的共同努力，新法中的很多法案在这年伊始就已经被废除或是正在逐步的废除中，但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因为牵涉面太广且影响甚重而一直还在顽强地生存着。之所以如此，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这三项法案不但受到了变法派的坚决维护，保守派里面也有很多人不赞同司马光将其蛮横地一刀斩断。

在这件事情上，吕公着早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更张有术，不在仓卒），范纯仁和苏轼等人同样也在此事上和司马光立场不一，他们甚至和司马光当场辩论并希望其能够理性看待这几项法案（择其善者而存之，择其害者而改之），但在司马光的眼里新法一无是处必须全部废除。毫不夸张地说，此时的司马光近乎于把自己置身于孤家寡人的地步。

对于司马光的一意孤行且不听人言，专门负责纠察百官言行的保守派言官却在此时选择了沉默。或许他们当中有人也是被气得跺脚，比如说苏辙，但他们也仅仅只是跺脚而已。要让这些人拿出批斗蔡确和章惇的力气来批判司马光显然不太现实，总不能让他们打自己的脸去弹劾自己的党魁和领袖吧？这些言官口口声声说什么一切所为都是为了国家和百姓，为此他们可以不遗余力地对变法派大臣进行永无休止地猛烈攻击，直到将其打倒为止，可面对司马光的跋扈和固执他们却软得一塌糊涂。

当今社会我们都在声讨“双标”，可从古至今往往都是那些骂得最狠的人病得最重。此，诚可鉴矣！

当然，我们也说了，不是每个保守派官员都在此时对司马光的一意孤行选择了沉默不语，这些敢于站出来反对司马光的人在这个时候就显现出了其人格的高尚乃至是高贵。请注意，我们这里说的不是变法派里的某个人，而是在此之前一直把司马光视为精神偶像和图腾的那些保守派人士。

之前因为反对吕惠卿的“手实法”而被外贬的范百禄如今早已重回京城并出任中书舍人，针对司马光极力想要废除免役法的行为，他向司马光当面进言：“变法初期我为咸平县令，当免役法正式施行的时候，开封府曾下令罢除官府的无偿差役，由此数百人得以重回市里田间，民众为此而欢欣鼓舞继而奔走相告。如此看来免役法并非什么恶法，它后来之所以遭受诟病都是因为某些官吏从中以变法为名行盘剥之事，如今我们要变更法度只需酌情降低免役钱的数额即可，如此既不伤筋动骨也可为民减负。”

对于范百禄的这一番好言相告，司马光扭头一瞅，然后甩给范百禄一个白眼，从始至终他是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接下来向司马光进言的是一个后生晚辈、此时担任军器卫尉丞的毕仲游，这个人虽然只是一个八品小官，但他送来的书函却是让司马光也不得不仔细阅览，因为此人的身份非同一般——他是真宗朝的宰相毕士安的曾孙。

毕仲游以他这个年纪少有的卓越见识和敏锐目光向司马光进言道：“王安石当年之所以能够说动先帝进行变法就是因为他准确地抓住了国用不足这个要点，所以先帝才会同意变法，而且变法也确实让国家的财富极速增加。新法已经施行十余年，如今可谓是受益者颇众，现在如果骤然废除新法定会让这些人利益受损且百姓也会多感不便，这些人如果哪一天又成功地说服了当今圣上，那么新法即使现在被废但有朝一日必会死灰复燃。”

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毕仲游给司马光的建议就是由政府出面统一管理这十余年的变法所积攒下来的足够宋朝支用二十年的海量钱粮，然后利用小皇帝成长的这些年再广聚钱粮。等到哲宗长大并亲政以后，即便某些人再又鼓动哲宗恢复新法也无济于事，因为哲宗这个时候就不会遭遇他父亲当年所面临的那种国家穷得没钱将先帝风光大葬的窘境，哲宗到时候会发现自己手里头根本就不缺钱粮，如此一来以“为国聚财”为由头的新法就永无再复的可能。

毕仲游再又陈述道：“当年王安石主政时，因为他文学超然且私德隆重以致没人能从他的身上找出什么毛病，所以追随他的人一时云涌而至，新法也因此得以顺利施行。如今我们要变更法度，可现在的官僚队伍十有七八都是王安石主政时被提拔起来的，虽然朝廷起用了几个老臣以及任用了一批正直之臣出任言官，但这些人在官员队伍中所占的比重远远不够瞧。”

最后，毕仲游用一个极其形象的比喻来形容眼下的这场废法运动。他说现在并不具备将新法全部废除的条件和时机，如果强行废除必会在今后招致严重的后果，更何况目前青苗法和免役法都还生命力强劲，断然强行废法迟早会会落得个适得其反的效果。这就好比一个久病之人突然吃了一剂猛药而面色骤然好转，但由于病根尚在，所以他的父子兄弟都不敢对他的病情感到乐观。

这封信函司马光和苏轼都看过，两人对此的反应也是如出一辙，史称“皆耸然”。可是，苏轼看完之后更是坚定了要阻止司马光强行废除新法的举动，但司马光仅仅只是“耸然”而已，耸然过后他想要废除新法的意志和决心依然坚硬如铁。不幸的是，后来的历史全被毕仲游给说中了，可那时候的司马光同志早去了天堂逍遥自在。他自己倒是爽了，可这个国家却在为他的行为无限制地买单。

在拜读了毕仲游的高论后，苏轼找到此时正在为废除免役法而殚精竭虑的司马光，他对司马光说道：“免役法并非一无是处，而你想要恢复的差役法其弊端也是非常明显。前者对下等户存在盘剥倾向，而后者则导致百姓经常忙于差役而荒废农商，不良官吏也借此从中渔利，两者的弊端其实并无优劣之分。”

司马光反问：“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才好？”

苏轼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委婉地提醒司马光如果以差役法取代免役法就好比用募兵制取代府兵制，这其中利害难言。总之，苏轼认为你司马光这样做不妥，你应该取二者之长而非完全否定免役法的可取可称之处。对此，司马光完全不以为然，这次的交谈双方最终是不欢而散。

没能说动司马光让苏轼很是不甘，几天后他又因为此事而到政事堂这个办公场所去找司马光理论，二人为此再又激烈地争论了起来。司马光更是在争论的过程中勃然色变，他直接喝令苏轼住嘴。苏轼是何等人？他岂会畏惧于司马光的权势？

针对司马光的蛮横和霸道，苏轼拱手言道：“想当年韩琦大人为相时曾力主在陕西招募义勇，你那时是谏官，你为此而激烈反对，韩相当时也像你现在这样勃然大怒，可你毫不畏惧依然坚持陈述己见。怎么？如今你当了宰相竟然也不许我言尽其说了？”

当着众人的面被苏轼如此挤兑让司马光顿时万分难堪，片刻的沉寂之后，司马光突然又变成了谦谦君子。他的嘴角努力地挤出一丝僵硬的笑容，然后对苏轼笑道：“承蒙赐教，不胜惭愧！”

苏轼胜利了？想得美！司马光的认输仅仅只是针对苏轼指责他专横霸道，要让他对免役法另眼相看根本就不可能。就此，苏轼在私下里给司马光取了个外号——司马牛！这不是在夸奖司马光，而是说他犟得像头牛！

在苏轼之后，司马光的至交范纯仁也找到司马光劝他不要用差役法取代免役法。

范纯仁说道：“免役法只需去其太甚者即可，即使要恢复差役法也应该缓步而行并晓喻万民，要不然老百姓要为此而致祸。再说了，宰相的职责是育民求贤以治国，变更法度倒是次要之事。你应该虚心听从各方的意见，而不是由着自己的心性喜好来做事，你要知道你的每一个决策都将影响万千生民的安危祸福。”

范纯仁不愧是范仲淹的亲儿子，这番话着实深得范仲淹的真传，可结果呢？司马光听完这话大为不悦，范纯仁的一番苦口婆心在司马光听来完全就是在教他做人和做事。我司马光做人做事还用你来教？我可是千古称颂的一代君子，我用得着别人来教我做人做事？简直是可笑之极！

司马光心里这么想，但嘴上却不会这么说，他当即清楚地向范纯仁表明来了他坚决要废掉免役法的决心，而且他还说范纯仁现在变了，完全跟他不是一条心。范纯仁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最后他只得连连叹息：“你现在这个样子和当初的王安石有什么区别？你们都听不进别人的话，如果我范存仁是那种只知道迎奉他人以求富贵之人，那我当年早就去迎合王安石以速取富贵了！”

在范纯仁拂袖而去的背后，司马光也是一张气得吹胡子瞪眼的面目。纵然遭遇诸多阻力，纵然连保守派内部甚至自己曾经的忠实追随者以及志同道合的挚友也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可司马光在废除新法的道路上依旧含泪狂奔。

成大事者往往都是孤独的且不被任何人所理解的，这句话在很多时候都是一碗慰藉孤勇者的心灵鸡汤，这碗鸡汤司马光此时喝起来也是觉得格外的香甜。

以司马光此时在朝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来说，他的权势比之当年领导变法的王安石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要是他决定要做的事就没有人能够阻挡，要不然苏轼和范纯仁等人也不会如此焦心费神地前来跟他大吵大闹。事实上，类似于苏轼和范纯仁这种能够理智客观地看待现状和问题的人才可称得上真正的“国之大者”，至于司马光不过就是一个被自我感动的偏执狂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