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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61章 宰臣权柄威天下五（第1页）

王锡爵认为，科道在拾遗中的权力还是要得到保证的，但是必须是在朝廷的制度之内，对于拾遗，首先是要限制拾遗的内阁，王锡爵认为，科道的拾遗往往是大小不分，不管是官员有一些轻微的违纪违法还是大奸巨恶，科道往往都是一体参劾，不分轻重，这样会极大的浪费朝廷的行政效率。

所以王锡爵认为拾遗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对于官员只是轻微违法，不至于触犯刑律的，科道查实之后直接移文吏部，由考功司拟定相应的处分，然后上呈内阁拟票之后奏请御批处分即可，不必过分的上疏弹劾。

拾遗的重点是在京察大计中没有被发现或者是被包庇的触犯大明律的贪赃枉法等行为，这些行为由科道具本指名题参之后，直接由内阁拟票奏请御批查察，在查明之后如果情况属实的，直接由都察院移送法办，不必经由吏部考功司处理。

按照这个制度，都察院和内阁在拾遗中的权力得以增加了，但是吏部的权力，尤其是考功司的权力则是受到了损害，这点赵志皋自然是很清楚的，除此之外就是一些有关京察之中的具体事项的问题了。

其实赵志皋很清楚，王锡爵这次对于京察大计的改革其实主要是对于京察大计的处分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往的京察大计，主要是以吏部为主导的，虽然也要处分一大批官员，但是主要是以政务处分为主，降级等处分是比较多的，主要是以降调等为主。

当然其中也有冠带闲住、罢官、永不叙用等处分方式，但是一般情况下大明官员都是秉持着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想法，而长官往往博宽大之名，每届京察，只黜退数人，虚应故事，余概优容，而被劾者，又不免冤抑。这些事情是极为普遍的。

王锡爵认为京察的处分力度不足，难以震慑这些贪官污吏，按照京察的处分惯例，年老有疾并老疾者，勒令致仕，贪酷为民，罢软不谨冠带闲住，浮躁不及降一级调外任，这对于这些官员们来说是很轻的。

所以王锡爵认为必须要以重典澄清吏治，将京察处分的执行机关由吏部改变为都察院，加大京察威慑力，吏部的政务处分已经很难震慑这些官员的，同时这些贪赃枉法的官员，仅仅是政务处分也很难使得这些官员收手的，相反一旦被京察大计处分了之后，就不能再予以处分了，京察大计反而成为了这些官员逃避大明律法制裁的手段。

王锡爵决心改变这一情况，所以他认为对于要将京察大计的处分权由吏部交由都察院，这样的话，对于这些贪赃枉法的官员不仅仅可以予以政务处分，触犯大明律的，直接由都察院予以羁押候审，只有这样才能够澄清吏治。

都察院在京察大计之中所收到的咨访线索，由非本道的御史抽签之后予以核查，核查属实分类予以处理，涉及到政务处分的，都察院将详细情况和处分建议拟定之后，移送吏部考功司处分，而涉及到触犯刑律的，由都察院堂上官密疏内阁，奏报详细情况之后，拟票上陈，四品以下，直接由内阁决定，四品以上，取旨之后由都察院展开调查。

而吏部考功司对于都察院的处分建议有不满的，也需要行文内阁，拟票之后奏请圣裁。

这样的话，内阁就充当了裁判员的地位，而都察院自然是权威极重，不仅仅在处分上拥有建议权和很大的决定权，关键是对于其中涉及触犯刑律的官员，都察院不必经过吏部，直接奏请内阁就可以对其采取措施了，这自然是湿的都察院的权威极重了，因为都察院不是吏部，吏部最多也就是罢官为民的政务处分罢了，都察院查察可是送大理院，这是刑事处罚了，和政务处罚完全是两个概念。

而这确实是极大的削弱了吏部在京察中的作用，这点赵志皋是很清楚的，毕竟和都察院的手段比起来，考功司的政务处分就算不得什么了。

王锡爵说完之后，沈一贯赶紧问道：“大冢宰有何意见，可以直言嘛。”

现在最担心的自然是沈一贯了，王锡爵的这个方案，简直是在打吏部的脸，万一赵志皋翻脸的话，沈一贯在内阁中必然十分之被动，这点沈一贯是很清楚的。

赵志皋沉吟半晌之后才说道：“元辅，老夫以为此事还是可行的，大明吏治，必重典惩治，方可澄清。”

对于王锡爵所提出的这个整顿京察大计的方案，赵志皋是同意的，但是赵志皋也直接指出，内阁这么削夺吏部的权力，必然是有给予补偿的，否则的话，自己这个吏部尚书恐怕无法弹压吏部，这点王锡爵自然是很清楚，没有赵志皋的配合，此事确实是很难处理的。

赵志皋也指出的自己的条件，第一就是提升吏部司官的任免权限，以往吏部四司官员的选拔中，吏部尚书作为吏部最高长官具有很大话语权，但是吏部的特殊地位使得内阁、宦官等都想侵夺吏部下属机构官员的铨选权力。这是赵志皋这个吏部尚书最为头疼的事情，朝廷的各方势力都想借机在吏部安排自己的亲信，这使得赵志皋这个吏部尚书极为头疼。

所以赵志皋要求对于吏部司官的任免权限予以提升，日后凡是吏部司官的任免，由吏部尚书和内阁辅臣提名，都察院和吏科审查无误之后，直送君前，内阁不准拟票，直接实封请求御批，这样内阁司官直接由皇帝御批任免，免得各方势力都来打吏部的主意。

同时能够影响吏部司官选拔的，主要就是内阁、吏部尚书和都察院、吏科，而能够决定吏部各司郎中的，只有皇帝，内阁也不准拟票干预，这样就加强了吏部尚书对于吏部的控制，免得出现部堂和司官不和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