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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庚午新制下（第1页）

自古以来，政事中最招人厌恶者，莫过于检籍，最难执行者，莫过于清田。

这不难理解，春秋孔子之时，便有苛政猛于虎之说，所谓苛政，无非就是徭役赋税四字。而朝廷检籍之后，便能驱使百姓来做苦役，朝廷清田之后，便能从百姓家中征调赋税。后世又有言谓，夺人钱财如杀人父母。因此，百姓先天地厌恶检籍与清田，宁愿逃难到深山老林内进行开荒，哪怕有虎豹肆虐，也不愿接受朝廷的管制。

但现在到底不是小国寡民的时代了，三代之治早已是遥远的传说，想要在乱世的各种天灾人祸中艰难求存，集体的力量是必不可少的。只是相比于受朝廷的管辖，大部分百姓往往倾向于成为本地大族的佃农隐户。

原因无他，虽然成为士人的隐户，同样要交纳不少的田租，也同样要受大族高门驱使，但至少不用远离家乡服苦役，也不用担心哪天突然为朝廷强征，一根绳子绑了便送上战场厮杀搏命。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如何能够活得更长一事上，庶民还是很有智慧的。

而如此一来，士人的庄园有了大量隐户作为门客，也就有了与官府抗衡的资本。而一小县的官吏往往不过四五十人，若不是边地所在，县内还不允许有郡县兵，面对圈地为王、聚族而居的本地豪族，想要切实地检籍清田，自然是千难万难，与其双方鱼死网破，还不如妥协相待。

刘羡对此也心知肚明，想要检籍清田，一举成功是并不可能的。以眼下形势，天下又尚未平定，只能从长计议，以数年为期，用钝刀割肉的方式来打压地方豪强，逐步将百姓争取到朝廷一方来。

因此，刘羡和卢志议论，朝廷虽下令全国检籍清田，但要理清先后轻重，以先易后难、先近后远的顺序进行，所以第一轮检籍与清田的对象，主要是针对荆州与湘州。等第一轮检籍与清田达到成效后，再在益州与江州实现第二轮，广州、宁州为第三轮，扬州、交州为第四轮。

同样，在检籍清田的具体策略上，卢志也主张，在开始时不宜表现得太过强硬。所谓放长线才能钓大鱼，应该先与当地豪族和平接洽，广泛地发现问题，然后分期解决。

他打算将这一轮检籍、清田分为四步。

第一步的任务主要是在州内各郡县宣扬朝廷政策，同时重建各县级以下的基层组织，明确具体检籍清田的负责人。

如上所述，普通百姓对于朝廷的检籍清田政策，总是怀有一定的畏惧心理。因此，朝廷需要在短期内进行适度地让利和宣传，来改善自己的形象，打消黎庶间的忧虑。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刘羡在登基大典上下达的第一道诏令，便是减免全国田租赋税。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内，义安朝廷征收的赋税，都将只有前朝的二分之一。凡是只剩下五十以上的老人，十五以下的少年的民户，则干脆进行免征。凡是仅剩下妻女的民户，官府还要设法为其寻婚改嫁。

这当然是一个惠及于民的政策。一般来说，豪强对于隐户征收的田租，还要稍高于朝廷的水平，但寻常佃农为了躲避徭役，对此也可以忍耐。而若是朝廷让利到这个地步，眼看半壁江山统一，短时间没有大型战事，隐户也犯不着跟自己过不去，在豪强治下继续吃苦。

而如此一来，朝廷就可以此为契机，悄然展开工作，继而正大光明地开始登记民户，清查田亩。否则，若不知其家中有多少田亩，如何确定减免赋税的份额？如何知道其家中有多少人，如何进行免征？也就不会激起民间的敌意。

但要真正进行检籍清田的工作，只靠现有的县吏是行不通的。按照保守计算，一个普通县大概占地上百里，有千余户，近万人。而一个县的县吏，他们通常只有五六十人，再加上数百从本地征募的乡勇充当县卒，能够维护一座县城的运转即可。

若要抽调县吏执行此任务，顶多挪出一二十人，给他们打下手的县卒乡勇，既没有足够的武力，又和当地豪强蟠根错节，让他们来落实近万人的检籍清田，无疑是痴人说梦。

因此，就需要在县内重新打造一套深入到乡里的行政体系，既加深县府的掌控力，也要让当地的豪族适当配合，至少要做到有制可依，循法处事。

事实上，古人也早就意识到这一点。

秦汉制度中，在县以下设有乡、亭、里三级，以此来加强治理。其中里为最基本的单位，至多有百户，其首领为里长，其有时由内部推举，有时由县府指定，以负责管理里民，进行登记户籍，计算田土。里往上是亭，亭由县府直辖，通常十里一亭，亭内设亭长，通常率本地招募的亭卒数十人，负责维护所辖十里的治安，并有拘捕权、执法权。亭上则有乡，通常十亭一乡，若一个县没有十亭，则不设乡。乡的领导为三老，啬夫，游徼，其中三老主教化，啬夫主争讼，游徼主巡查。

如此三级推广开来，就形成了一张广泛又密集的大网，使得秦汉的县府对户口田土有着前所未有的掌控力，以致于县令县长有“百里诸侯”之称谓。但在魏晋以来，乡亭里的建制虽说尚未完全取消，但除去一些边境的军事高压之地，基本都形同虚设，尤其是亭长，遭遇全面废除。取而代之的是盘踞乡里的豪强大族，县府只能派啬夫与这些大族协商治理。

而现在，刘羡若要重新建立起这样一套庞大的体系，无异于痴人说梦，就算刘羡想要强制推行，也找不出这么多的吏员。

因此，卢志向刘羡提议，不妨先将制度设立起来。在县府以下，分别设置里、道、乡。

这里面最大的改变无疑是废亭立道，这是因为卢志认为，恢复亭级建制，对豪强的侵逼过于明显，可能会激化县府与乡里的矛盾。县以下建制本就有浓厚的自治色彩，能让县府的直辖权恢复到乡一级，已属不易，乡级以下，仍应当自治，让县府从中协调仲裁即可。所以去亭设道，以表明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