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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3页）

（参看本书附录）

国家干部废除“工资分”改行货币工资制

到1955年国民经济状况继续好转。由于物价基本稳定，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工资分”所含5种实物（米、布、油、盐、煤）已不能完全包括生活的实际需要，因此，国家决定：先行在干部系统废除“工资分”。

1955年6月31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规定：自7月份起，国家机关部分工作人员中原来实行的“包干制”待遇，一律改为工资制待遇。此后，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一切生活费用，都由个人负担，现行包干制的一切费用规定同时废除。凡工作人员住用公家房屋，使用公家家俱，用水用电，子女送托儿所等，应一律缴租、纳费。改行工资的同时，废除“工资分”计算办法，改行货币工资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分为29级，最高1级元，最低29级为2l元，最高比最低多30倍。又为解决各地区之间的物价差额，制定了物价津贴。

命令还规定，为了符合“同工同酬”原则，自11月份起，取消部分工作人员的“保留工资”。因取消保留工资及由供给制改为薪给制后生活确有困难的，可由机关福利费予以补助。

这是建国后制定的第一个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是基本制度，以后也便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制定教育、工程技术、文艺、医药卫生等行业的工资标准。这种基本工资制度一直延用到改革开放的时期80年代。

乒乓球冠军姜永宁的待遇

1952年，姜永宁荣获了香港单打冠军。这个冠军真是来之不易！他先在乒乓球房为别人拣球，后来又充当陪练，那真是从低层一步一个脚印熬上来的。当时他的正式工作是《星岛日报》职员，待遇优厚。中华体育总会广东分会邀请他代表广东省参加1953年的“全国第一届乒乓球赛”，他又荣获冠军。有人带话给他，贺老总（贺龙，负责分管中华体育总会）希望他留在北京，而他在香港的一切待遇可以保留。姜永宁对比了香港和大陆，表示乐意留在北京中华体育总会工作。每月工资135元（新币），比在香港待遇低，但是比北京的其他教练员工资高。

市场制自由职业者的消失

新中国成立前，实际上就存在“市场制作家”和“供给制作家”的区别。那时身处国统区的作家基本上是以稿费和版税维持生活，他们是“自由职业者”，或称为自由撰稿人。即便是已经身为职业革命者的作家，也要用写作的稿酬收入去补给他的革命者的活动。

作家们不断有著作问世，因为作品是自由撰稿人的衣食来源。建国后除少数作家，如老舍、巴金、傅雷、张恨水仍以稿费、版税为生，更多的作家则接受了供给制。全国解放以后，出版社、报社已经由国家控制起来。例如，50年代初张恨水一度生活困窘，经文化部研究，决定聘请他担任文化顾问，每月支他一笔钱，帮助他一家渡难关。后来他大量写民间故事，认为可以靠稿费维持生活，就辞去了国家的补助（据袁进的《张恨水评传》）。但是私营出版社分期、分批地逐步“公私合营”，后来又纳入国营企业；出版界的私有制在改造中逐渐取消。稿费、版税已降得较低，多数作家已不可能以稿费为生了。

1952—1955年的校园生活（4）

一个特例：齐白石依旧卖画为生

画家和书法家的“润笔”收入，是我国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常规。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一时还不能杜绝。例如北平的国画大师齐白石，一辈子以“润笔”为生。

齐白石多年来身受北洋军阀、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欺压和敲榨，一直盼望着有太平盛世、政治清明的一天。徐悲鸿来北平办美术专科学校以后，他们经常来往。徐悲鸿给老人许多照顾，包括让齐白石到美专教画，得些酬劳。当时他卖画只收银圆，换成金条。

1948年底，齐白石听徐悲鸿说北平要和平解放，就日夜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过去，他被人欺侮惯了，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他把一些金条装在一个袋子里，藏在一个大木箱中，这是他多年卖画刻印积攒下的财富，以备自己后半生和留给子孙们用。在###的年月，他怕这些东西被人偷去、抢去，睡觉时便背在身上，直到听说北平要和平解放，他才把袋子卸下，藏进箱底。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齐白石欣喜异常，欣逢盛世，他作画更勤奋了。他还收了一些弟子，比如评剧演员新风霞，就跟齐白石学画，还成了他的义女。

新中国成立后，齐白石仍以卖画为生。那时他的画，400块大洋可以买170幅。平均每幅大约23银圆，相当于新人民币70元。在琉璃厂，一件齐白石的扇面或画，也只能卖几元钱。到50年代中期，齐白石画的成扇，极精彩的，才12块钱一把。这时，齐白石仍是过着很简朴的生活。齐家门房老尹，平时不领工钱，齐白石每月给他一张画，作为工钱。老尹就把手头的画转卖给顾客。

吴祖光先生曾告诉笔者：那时（50年代初）齐白石老人的画“润例”是按照画幅大小计算的。对于熟人，价格为人民币十元一尺，这算是便宜的呢。有一次陈毅同志来吴先生家，要吴祖光新凤霞夫妇陪他同去齐老家，提出要老人画一幅画。齐老当时画了一幅螃蟹给他，那幅画是三尺，吴祖光代陈毅付了三十元。他们辞别老人出来时，陈毅说：“还要给钱的啊？”吴祖光先生至今记得他的四川口音。

齐白石的作品能卖上较高的价钱，是他到了90岁之后。不过，那时他的一幅画也就卖100元左右（新人民币）。

其他许多国画家，就没有齐白石那样幸运了。他们大多数被纳入配给工资制的轨道，成为“干部画家”。

“干部作家”还是“自由撰稿人”？

供给制在共和国成立初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机关、各单位干部的基本分配方式。在文艺界，首先从文学研究所开始。用这种共产主义分配体制培养作家、管理作家，在中外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建国后成为作家队伍中主力作家的，很多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多是有着双重身份：既是党的干部，又是作家。对内对外，他们总是声称自己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一个作家。这时，他们都自觉地确立着自己在新的体制中的位置。

当时的作家更羡慕苏联的作家待遇。萧三在他的《重游苏联》一文中写道：“戈尔巴托夫对我们说：‘苏联作家的生活好不好？看他工作得好不好。谁工作得最好，谁就生活得最好，党和政府给他完全的生活保障。现在苏联的名作家每个人都可以买一个别墅，芬兰式的，价值五万卢布；可以自购汽车、汽油……作家有必要去各地考察、生活、访问……的，作家联盟给他一种创作的旅行派遣，给他旅费，他在那里可以住几个月。”

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到了和平时期不便于长期维持。那么，是转向实行配给工资制，让作家们获得某级别的干部身份呢，还是回到过去的自由市场制、依旧靠稿费为生的自由撰稿人？当时的选择只能是前者。这是因为：

（一）社会已经不具有自由出版的市场，如何有自由支付稿费、版税的社会空间？靠稿费生活的除了此前创作量很大、版权尚多的作家外，一般的作家靠多少年写出一本书、几篇文章，是无法生活的。如早期“湖畔诗人”汪静之说：“我多年没写诗了，上海解放后第二天就写了三首诗，投稿不登，以后就提不起兴趣了。”像这样的诗人心情，怎能让他们靠稿费生存呢？对于新体制内的作家，工资制的实施，使他们即便长期不发表作品，也有生活保障。建国后17年间版税制逐步取消，稿酬也一减再减，稿酬的有无只是生活水平高一些和低一些的标志。诗人郭小川在日记中常提到，拿到了多少元稿费，陪夫人去买布料做衣服。从当时多数作家的生活情况看，稿酬再不是生活仅有的依靠了。不会像30年代周扬在上海时，妻子即将临盆，手里硬是连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