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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2页）

伙食费占家庭全部开支的一半以上。

房租也很低，每家3—4口人分配一间公有住房，大约10平方米，租金是每间每月2元。而企业提供给职工的住房（称为工房）房租为每间每月1元。

居民做饭、取暖普遍使用煤炉，厨房简陋狭小，厕所公用。开始普及电灯、自来水。当时一般认为比较高级的生活水平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知识分子的待遇要比一般居民强一些，但是强不了多少。

（附注：1956年人民币1元，实际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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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上海居民生活（1）

还可以举出上海市一条里弄的调查材料，看当时一般市民的生活状况。

上海新成区石门一路大中里，是一条中型里弄。据1956年12月20日的统计，居民共384户，1768人（平均每户人）。成分为：职工家庭88　％　，私方人员家庭，其他成分占（如摊贩、开业医师、无业、失业人员等）。

这条里弄解放前房金昂贵。当时居民大部分是资产阶级和高级职员。解放以后，房租显著降低。陆续迁入的100多户新住户中，绝大多数是职工家庭。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劳动就业人数的增加和工资改革，大中里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获得提高。

1952年登记失业者90人。1954年和1955年，大中里有20个无业人员就业，1956年又有64人就业（其中有未进行劳动就业登记的初中毕业生等青年37人）。至此，五年前进行就业登记90人中，只留下43人了。就业人数增加，困难户就相应减少。从1955年底的69家降至1956年底的40多家。原来的家庭妇女，有的也走上了工作岗位。因此　，不少居民家中有二人以上的就业人员。

工资改革后收入有所增加

工资改革前，大中里职工居民的工资收入最低每月约35元，最高约350元，平均每户收入约80元。1956年10月份，即工资改革后，人民银行储蓄所对大中里的100个职工储户的储蓄金额积累数作了分析。根据这一分析，大中里职工居民在工资改革后，在物价稳定的基础上，每户的平均收入增加12—14　％　，大约每月为90元。

居民生活的提高，也可以从里弄里的小商、小贩营业状况看出来。里弄里有个小杂货滩“鹏飞号”，过去十斤糖果可卖两、三个月，现在一个多月就卖光了。另一家小杂货店“详森泰”，1955年全年营业总额为8；768元，1956年已增为10；106元。

但是，大中里的居民，并没有把全部收入投向消费市场；他们把多余的钱存入了银行。他们的爱国储蓄金额也是逐年上升。1955年底，全体住户的储蓄总余额为4万多元，1956年3月底为5万5千元，6月底为6万7千元，9月底为10万6千元，12月底为11万9千元，到1957年1月底，已达12万2千元了。以储户来说，1956年底比1955年增加三倍以上，总户数为779户，说明不少居民一家存好几种储蓄或一家有好几个人参加储蓄。其中职工的储蓄有了很大的增长。据人民银行当地储蓄所统计，1953年大中里的存款总余额中，资本家的存款占70　％　以上，而去年年底大中里的11万存款中，职工的存款已接近50　％　了。

再从里弄里不同阶层的家庭，看一下居民生活的变化。

工人家庭

主人吴根福、鲍秀英原来都是本市庆丰棉纺织印染厂（解放前名保丰纱厂）工人。1947年结婚后，厂方以夫妇不能在同厂工作为借口，辞退了女方。生活的担子就由吴根福单独承担。当时家中除夫妇二人和一个母亲，还有前妻所生一子在读小学。吴根福因工资收入入不敷出，离厂出来单干，但每况愈下，踏了三天三轮车，没赚到钱，却累得病了半个月。母亲只好暂居女儿家。孩子读书的学费也全靠借贷缴付。当时物价飞涨，所借全以实物计算，一箱肥皂读半年书。家中每日淡粥菜饭，甚至有个时期每天只买二、三分钱咸菜过日子。

新中国成立后，吴根福重进庆丰纱厂做木工，工资每月81元。但接连添了三个孩子，支出增加，经济情况又趋紧张。后来，大儿子考入了机器制造学校，学费、膳费全由国家负责；大女儿读小学，二女、三女读幼儿园，学费全由工厂负担。吴根福并享受了劳动保险待遇，情况有所改善。但碰到孩子生病等突发事件时，还感到欠缺。因此，庆丰纱厂历年来给了他们困难补助费近100元。

1956年工资改革时，吴根福被评为七级技工，工资增加为94元6角。鲍秀英也于6月24日重新进入纱厂，目前工资每月65元。家庭的工资收入共有159元6角。享受各种福利的收入，每月相当于23元多；实际月收入183元，人均26元。生活也就有了显著的改善。自去年下半年起，增用了一个保姆。全家衣服作了一次更新。鲍秀英在前三年一件衣裳也未添过，去年开始添置新衣，并添了两条新被；孩子们去年添置的衬衫、裤有十三、四件；于是两年来每年有余的购布券不够用了。

在饮食方面，目前小菜连油、盐调味每天约1元2角，与过去最困难时期每天3分钱咸菜相比，已有天壤之别。现在，光孩子们的鸡蛋、豆浆和白糖，每月就要12元。

他们不但要储蓄数字增加，还准备多买公债，前年只买5元，今年打算买50元。

小职员家庭

丈夫是纱厂小职员，妻子吴爱珍是新成区第二中心小学教师。现在他们住在大中里，连灶披间（厨房或兼饭厅）有大小3间房子。家中计有夫妇俩，4个子女和1个妹妹、1个甥女，共8口人。丈夫去年外调工作，每月寄回家用100元；工资改革后，妻子每月收入70元（月增6元），此外得到补发工资54元8角。人均每月生活费25元。

妻子原来也是职业妇女，抗战时期失业。当时丈夫也无固定工作，辗转于浙江、江西、福建各省。抗战胜利后进了上海荣丰纱厂。但因当时上海生活费用高，夫妇反而分居，妻子退居乡下。经过两年，丈夫才逐步添置了简单的家具，租了棚户区的一间薄板房子，在1947年把妻子接到上海。当时物价飞涨，一月数变，生活艰难。男主人发了工薪，马上买进柴米油盐以至草纸、肥皂；留下的小菜钱，却因为货币贬值而只能吃咸菜、黄豆芽。

1956年上海居民生活（2）

新中国初期，生活也仍然并未好转。大女儿生伤寒病时，特效药一瓶买不起而只能买半瓶。到1950年，他们才在纱厂同志的帮助下搬进了大中里。

1952年，妻子当了教师，家庭生活才有提高。生第五个孩子时，妻子病在医院，光输血就是600cc，但因为国家实施了公费医疗制度，200多元的医药费、住院费全由国家负担。

这几年来，他们除了存定期储蓄外，有奖储蓄已从两份增加到四份。1956年，妻子领到补发工资后，只买了一枝钢笔；凑满50元，又存进了银行。而当每年发行公债时，他们又早已作了准备。主人们很会节省。几年来主人们身上逐步出现了呢衣；1956年还第一次添置了丝绸衣衫。每个人身上都有了绒线衫。女教师参加晚会时，还另有漂亮衣裳。鞋袜齐全，寒假做单鞋、暑假做棉鞋，还买了一架缝纫机。

妻子说：“生活好了，在吃的方面也要动脑筋了。”他们一家七口吃饭，总是一荤两素一只汤；单是一只汤，就可以有豆腐羹、水炖蛋、罗宋汤，换各种花样；星期天有时还为孩子们调煮红枣、赤豆汤。现在，书报杂志，也比过去订得多了。

私方人员家庭

户主王万荣是公私合营荣昌祥广告公司中的副经理。家里经常有14口人吃饭，包括两个劳动大姐（女佣）和8个在大学和幼儿园读书的子女，另外还要照顾两个亲戚。

这一家庭在解放前生活十分富裕，男主人经常通过吃喝玩乐拉拢生意。解放初，这位经理的月薪是2400折实单位，合新人民币1250元。在“五反”期中，经理主动减自己的月薪为600折实单位（每个折实单位约合5角多钱）。此后，又因营业清淡，从600折实单位减到220元。当时营业虽仍未好转，但花天酒地的经营方式有了改变，因此生活仍然富裕。1953年合家集体游杭州，一次就化去200多元。那时，苏州、宁波等地的亲眷往来不绝，一住数月；家中曾有三个女佣（后来辞退其中一两个）。

1955年，王经理因历年来在公司中挪用公款和漏税，经查实，需要补缴赔款，就变卖了一些家产，负了债。加上公司营业仍未大力开展，220元的薪金时常前欠后拖。生活不再宽裕了。虽然那时还有每月100多元的房租收入，也终因开支浩大而陷入拮据状态。

1956年，这家公司在公私合营以后整顿了业务。这位新任副经理的220元固定工资能够按月发放了，家庭经济也得以安定下来。不久，政府又发放了定息，息款每年6000元。（注：如此，平均每月收入720元，人均50元）。冷落的门庭又开始热闹。从1956年底以来，住在家中的客人从未断过。劳动大姐（女佣）也恢复为两个。每日小菜钱已提高到2—3元。七个子女每月看电影从过去的7人次增到现在的20人次。出嫁的大女儿不再需要补贴家用，相反地由这里送去了新衣裳、新皮鞋。全月的家用开支又超过350元了。1957年起每月储蓄35元；主人还把今年发放的10月份公债缴款期以前拿到的定息，用来购买2700元公债。

失业人员家庭

户主汪礼亭48岁，父母子女共7人。他原在上海英商邮电银行工作。1954年银行申请停业后，遣散职工，汪礼亭失业了。当时所领遣散费相当于20个月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