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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梁漱溟

口述：梁培恕

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就把我们托付给他的妹妹或者侄女照看，而他则是抗战的中心在哪里他就在哪里

我1928年出生，父亲1988年去世。从表面上来看，我的生命与父亲的生命在时间上有60年的重叠，但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从我记事起到我二十岁，父亲很少在家，在他的眼中，救国才是头等大事，家是次要的。母亲在世时是这样，母亲去世后，这种情况也并没有什么改变。所以我很难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说出几个跟父亲有关的故事来。

童年记忆深刻的两次“逃难”，父亲却都不在场。一次是1932年，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东三省并且开始南下威胁到河北，住在北京的人也人人自危，纷纷逃难。那年我4岁，哥哥7岁，母亲带我们先去张家口又从那里辗转大同，住在我的一个表舅家里。那个时候，父亲在山东邹平，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正在进入实质阶段。第二次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的三个月，母亲在1935年已经去世，这一次带我们逃难的是堂姐培昭，从山东去青岛。我后来从资料上知道，父亲当时正在南京开会。

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就把我们托付给他的妹妹或者侄女照看，而他自己，则是抗战的中心在哪里他就在哪里。记得有一次父亲要去重庆，把我和哥哥送到湖南的姑姑那里。到了湖南，我却不肯留下，在我幼小的心里，已经知道湖南和重庆离得很远了。父亲和姑姑商量着怎么安置我们兄弟的时候，我躲在另外一间屋子里哭。他们听到哭声过来问怎么回事，我就说，我也要跟着父亲去四川。

这让父亲很不忍心，于是把我们从湖南带到四川南充的另外一位表姑那里。这次父亲走的时候，哥哥却哭了。问他时他才说，今后照顾弟弟的责任，恐怕是落在他的身上了。那一年，哥哥十三岁，我十岁。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梁漱溟：最后一个大儒的人生侧面（2）

母亲去世后，父亲说“朋友聚会处，就是我的家”。当时他把我们带到南充，主要是因为南充是继邹平之后的朋友聚会之处。1940年，“朋友聚会处”从南充迁到重庆，一年后再迁到北培。虽然我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很短，但是我毕竟是他的儿子，潜移默化之间，我受他的影响很大。

后来他说自己到老还是保持着出家情怀，然而父亲终于没有出家……

父亲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看佛书，看到二十多岁的时候，便发愿要去出家，想法十分坚决。当时我的祖父还在世，祖母已经过世了。我的伯父虽然已经结婚了，但是并没有儿子，如果他出家，按照那时的观念便是要绝后了。虽然祖父百般劝阻，但是他也不为所动。

后来他对一位访问他的美国学者说起这件事，说自己到老还是保持着出家情怀，如果让他到山上的庙里去住，他会很高兴。然而父亲终于没有出家。他对那个美国学者说：走上这一步，就起了变化。这一步就是不是到庙里当和尚，而是跟知识分子在一起。父亲所说的这一步是指他到北京大学教书的事情。

“走上了这一步”之后，父亲对于孔子的“仁”有了深刻的体认，他觉得必须遵循和按照孔子的思想去生活。这样，父亲又决定不出家了，“暂留几年，为研究孔子开端”。又过了几年，结了婚，也安了家，而当时中国又有那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出家了。

他还是委托我的四舅母为我介绍了一个对象，父亲听过我的暗示，为什么还要托人介绍？

人的一生是在一代一代的重复中又有变化。我儿子长到三十来岁的时候，差一点通知我“不要管我恋爱结婚的事”。他虽然没有说，但是这个意思体现在他的缄默中，似乎我只需等着看结果。当初我比他显得谦恭，虽然我的心里也是不要父亲管，但是我采取了主动汇报的方式，跟父亲说了我择偶的标准，并且对他说，虽然谈婚论嫁的时间已到，但是我并没有急着结婚的危机感。

他听了只是一律点头。有一次我还特地跟他说起我不喜欢让别人介绍，我跟他说，我厌恶去见一个女人的目的是看她能不能和我结婚。即使如约去了，也是心绪恶劣，直到告辞走开才如释重负。他听了还是点头。

但他还是委托我的四舅母为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四舅母的同事。我当时在心里埋怨他“多事”，但还是决定“圆满地”处理这件事，当然结果还是“不圆满的”。四舅母就表示我应该有话直说，她宁愿我及早回绝，以免给那位同事平添苦恼。我的心思是不伤害我的长辈，而舅母的心思是不伤害同事。显然舅母比我更有理。

父亲是听过我的暗示的，为什么还要托人介绍？看来他只是首肯我的情趣不流于俗，而忽略了我的暗示。后来他对舅母解释：“培恕有一点变化，现在是外圆内方。”

我还有我的哥哥梁培宽在那个年代里都不得不跟他划分界线，但我们是既有界线又有联系……

思想改造和“反右”运动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说我的父辈们影响非常大。那个时候父亲是反动派，我还有我的哥哥梁培宽在那个年代里都不得不跟他划分界线。但是我是他的儿子啊，而且他的反动也不是真反动，是别人给他扣上的帽子，所以我们是既有界线又有联系。

梁漱溟：最后一个大儒的人生侧面（3）

所谓划清界线就是在经济上没有来往，政治认识上也是各有各的立场，生活上就更不能有“亲密接触”了。我和哥哥每周六、周日到他那里，有时在他那里呆三四个小时，有时呆大半天。偶然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下班之后就骑自行车赶到他那里。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这三十年里，我们都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只是知道他大体上怎么生活。

当时他在政治上的朋友已经不大来往了，张申府还是经常来，父亲也经常到他那里去。上次你采访张燕妮不知道她说到过没有？（记者插话说，说起过，张老师说起梁先生当时到张先生家里去，就给张先生打电话，说让大嫂给我准备一碗素面。）

有一次，我和培宽到父亲那里，看到屋子里挂了一幅裱好的对联，父亲在对联中写道：“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上联是写给我们兄弟两个的，意思是说他对我们两个的感情是不用说的。建国后的历次运动虽然造成了我们与父亲的距离，但是父子之间的情谊很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