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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第3页）

“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日上午，一辆接一辆小轿车停在“红房子医院”大门口。

到了下午，小轿车越来越多，差一点把方斜路堵塞了。惊动了公安局。民警在“红房子医院”大门口忙碌着。便衣警察在小轿车间巡逡，不时用冷峻的目光扫视着每一个行人。

不言而喻，这儿出了非常事件。

三楼手术堂，湖绿色的墙壁并没有给人们带来舒适的感觉。“白大褂”们忙碌异常。

据现场记录，当时拥立于手术室的“白大褂”，仅本院的便达三十三人。

上海各医院的名医、教授，一个个请来了。

上海第一医学院领导、上海市卫生局领导、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一个个赶来了。

虽然在上午十一时，病人已开胸进行心脏按摩，仍毫无起色，抢救无效。可是，在场那么多人，谁也不敢第一个开口说：“停止抢救。”

一直到下午三点二十分，这才由市领导发话：“结束抢救！”

医生和护士们这才缓了一口气……

“红房子医院”突然出现的非常事件，惊动了“康办”。那个“办”设在上海康平路上。“康办”成了中共上海市委的代名词。

上海“康办”与北京“钓鱼台”之间的长途电话接通了。徐景贤压低了声调，以便送入话筒的声音带有一种沉痛感：“春桥同志，我向你报告一个不幸的消息……”

徐景贤的话还没有说完，张春桥的声音便在电话耳机里响起，“我已经知道了！”

显然，耳目众多的张春桥，早已接到报告。尽管如此，徐景贤还是详细汇报了如何组织抢救的情况：“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说毕，徐景贤拿起了铅笔，毕恭毕敬地问道：“春桥同志，后事怎样处理，请您指示！”

徐景贤的铅笔，刷刷地记下了“春桥同志三点指示”：

“丧礼要尽量简朴，不要超过一般的工作人员：”不要去整出这次医疗事故的医生；

“不幸的消息暂时不要告诉母亲，以免她受不了。不过，估计也瞒不了多久……”

徐景贤见张春桥无责怪之意，松了一口气。他不敢怠慢，立即把“春桥同志三点指示”向下传达。

消息传到“红房子医院”，顿时，劳累了一天的医护人员放下了心中的石头。

“春桥同志到底是中央首长！到底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春桥同志作为家属，这样高姿态，真难得！”

一时间，有口皆碑，“春桥同志”的形象，变得无比高大，仿佛他那双三角眼里射出了大慈大悲的目光，他一向阴沉沉的脸忽然漾起了和蔼可亲的微笑。

善良的人们很难理解他阴暗的心理，爽直的人们无法捉摸他九曲肚肠。他像黄鳝一样滑，又像蛇蝎一样毒。他除了作了那“三点指示”之后，从未公开对非常事件再作表态。然而，他的意思，却不断通过他的妻子、他的亲属透露出来。他的意思表露得明明白白。却从无任何把栖落在别人手中。

后来，当王秀珍到上海兴国路“慰问”张春桥之妻李文静的时候，李文静拿出一封张春桥写给儿子的信。王秀珍读罢这封切齿之声可闻的信，立即明白张春桥的“三点指示”全是欺人之谈，而他的真正的“指示”清楚地体现在给儿子的信中。

其实，他的家书中的话，并非写给儿子看的，分明是讲给“马徐王”听的（上海人早已习惯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合称为“马徐王”——因为他们仨同坐一凳，同出一气。）

王秀珍赶紧掏出笔记本，想抄下“春桥同志指示”。文静立即笑眯眯地收起了信。因为她知道，张春桥是不愿留下“痕迹”的——他以“家书”形式披露他的真正意图，其目的就在于不授人以柄。

王秀珍收起了傻乎乎的笑容，明白了文静出示“家书”的目的。

王秀珍一回到“康办”，立即把记忆中的“春桥指示”转告了马天水、徐景贤。

“马徐王”岂敢怠慢！

腥风血雨顿起，刀光剑影毕露。一场大祸降临在“白大褂”们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