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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第3页）

方兆麟写道：

“我的心情是非常的沉痛。我一定要牢记这一沉痛的教训，一方面请求组织上给自己一定的处分，一方面要积极工作，认真总结这次惨痛的经验教训。”

喧闹一时的张佩瑛死亡事件，渐渐平息。

“红房子医院”恢复了平静。

中山医院恢复了平静。

一封密告信飞到徐景贤手中

历来，人们总是把“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视为最危险、最可怕。然而，更危险、更可怕的莫过于趁人之危，投井下石！

有人向张春桥家属偷偷报告调查组“右倾”。

一封密告信，先是飞到正在华东医院住院的徐景贤之妻葛蕴方手中，要她转交徐景贤。鉴于张佩瑛之丈夫，乃葛蕴芳之表兄，葛蕴芳表示“回避”不肯代为转交。

很快的，这封密告信又飞到徐景贤保健医生手中。于是，便展现在徐景贤面前。

此信影印件存于那堆秘密档案之中，摘录原文于下：

徐景贤同志：您好！

我们想就张佩瑛同志死亡事件的调查工作，向市委领导同志反映一点情况，提出一点意见……

我们参加调查工作过程中，感到上医党委Fe和中山医院总支态度暧昧……

我们的想法是，就日前的材料看未，不能用“粗枝大叶”来解释。政治疑问不少，应当趁热打铁，搞得水落石出。

我们感到，如果张佩瑛同志死亡是一次政治陷害事件，问题就要想得复杂一些。

可能不只是方兆麟一个人的问题。中山医院现任总支书记Fa是空四军的……

我们恳切希望市委领导同志组织适当人员，继续深入调查。

信末，签署着两个人的姓名，写信日期为“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本文姑且不予披露密告者的姓名。

信的附件，对调查结果一口气提出了十个问题。

鉴于两位写信者是调查组的组员，熟知内情，而且提出的十个问题，个个在“纲”上、“线”上，理所当然引起了“马徐王”的重视。

“马徐王”当即抓住那封密告信，做起文章来了。

王秀珍最为起劲，提笔批道：

“这些问题提得很好，都很重要。要把这些问题彻底查清，查个水落石出。”

马大水到底在政治舞台上混过多年，一字一句很注意斟酌：

“同意秀珍同志意见，一定要抓紧弄清这些问题。”

徐景贤写道：

“同意秀珍、天水同志意见。”

为了“查个水落石出，”，“马徐王”决定另建调查组——也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那个行动诡秘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一九七七年一月，当北京建工部来沪外调那个调查组的“灵魂”——Q的时候，王秀珍写了如下交代：

张佩瑛死亡事件，开始是由市文教组、市卫生局和一医组织了一个调查组，调查下来说成是责任事故、我看了这个情况后，认为这个案件说成责任事故是右倾。

文静对我说：一医和文教组联合调查组右倾，要我告马天水认真抓这个案子。她还说，张春桥知道张佩瑛死了，他很难过。我把李文静讲的，告诉了马天水。因此，我讲调查组右倾，马天水也讲右倾。我还恶狠狠地批了调查组的同志。

那个调查报告，曾同时送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张春桥没有出面。由王洪文打电话给马天水，还写了批示，大意是：这个调查组严重右倾。张佩瑛的死亡，要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来看、来查，是阶级报复等等。

根据王洪文的黑指示，我和马天水、徐景贤商量后，认为调查组要加强力量，充实人。我提出把Q暂借出来，可担任调查组副组长。还要从工宣队抽一点人，加强这个调查组。马天水、徐景贤都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