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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阴谋家成了“胜利者”（1）

1967年1月6日，对周恩来来说，照例又是忙得夜以继日、彻夜难眠的一天。

从凌晨3时至6时，周恩来先后找江苏省有关负责人和南京的学生、工人代表谈话，解决南京问题。南京武斗，打得不可开交，铁路断了，市内交通也断了，市内的生产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周恩来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西花厅，秘书又报：以部队在京院校为主，加上清华大学“井冈山”等20个单位组成“彻底打倒贺龙反党篡军集团联络委员会”，准备明天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判斗争大会，并要把贺龙揪出来示众。周恩来又赶紧找有关人员做工作，劝阻揪斗贺龙。

一事未完，又生一事。清华大学的造反派为了揪头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谎报王光美的女儿被汽车撞伤送进了医院，把王光美骗出了中南海，挟持到清华大学批斗。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派秘书孙岳等赶到清华大学要回王光美，并打电话催蒯大富放人。

下午，周恩来为解决南京问题两次与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通电话。

晚7时半，周恩来约陈毅、李先念、谭震林、谢富治几位副总理谈工作。

晚十时，再次接见南京学生、工人代表，解决南京问题。

中途，文教系统的造反派冲中南海，要揪陶铸，周恩来被迫中断谈话，赶往中南海西门劝阻、说服。

之后，又回来继续与南京学生、工人代表谈南京问题，直到第二天凌晨。

这就是周恩来一天的工作状态。还仅仅是根据当时秘书记下的工作台历，不排除还有没能记下的工作。

然而，就是在这一天，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篡夺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刮起了“一月革命”的风暴。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它的稳定与繁荣直接关系到全国的建设。

五六十年代，在周恩来的倡导下，有过一个著名的口号，就是全国一盘棋，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一直密切关注上海的局势。

1966年9月10日，还是在红卫兵串联刚刚开始时，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全体“出征战士”大会上，对即将去上海串联的红卫兵告诫说：上海是一个大城市，那里的生产关系到我国的建设，关系到我们的大小三线建设和国防工业建设。全国建设的许多东西要靠上海供应，上海还有很多的尖端科学实验，生产任务很重。你们去上海串联，不应该做的事就不要强加于他们。

但是，江青、张春桥一伙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蓄意要搞垮上海市委。他们派聂元梓到上海活动。聂元梓等人一到上海就公开叫嚣：“上海市委是黑帮”，“打倒上海市委”。

对此，上海有关领导给周恩来反映了这一情况。周恩来给上海市委打电话，明确表示：上海市委不是黑帮，是革命的。

1966年9月13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全体大会上公开表示了他的看法。他说：上海有的人问我，是不是我给上海市委打过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这话我确实讲过。因为今天我们没有材料证明上海市委是黑帮、不革命的。不要滥用“黑帮”这个名字，否则，容易误伤，容易扩大。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一下子提到敌我矛盾。

9月15日，周恩来当着江青的面再次表明了他对上海市委的看法。

这天，周恩来与江青一起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的代表。

有代表提问：总理说过上海市委是正确的，上海市委以你的讲话为盾牌，压制革命。

周恩来回答说：我是给上海市委打过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革命不革命是敌我矛盾，正确不正确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个问题、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区分开来，不能混淆不清。我已讲过多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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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家成了“胜利者”（2）

坐在一旁的江青不吭声。

1966年11月6日，以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等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头头召###议，策划“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造上海市委的反”，并决定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9日，“工总司”成立，并宣称：“我们要夺权！”上海市委根据《十六条》的精神和周恩来一再强调的关于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决定对“工总司”持“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态度。

“工总司”以此为借口，次日凌晨煽动、裹胁一部分人以到北京“告状”为名，冲进上海火车站，强占列车。这列火车开出后不久，被铁路局下令阻留在上海近郊的安亭站。王洪文等人率众闹事，卧轨拦车，致使沪宁铁路中断31个多小时。

安亭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向中央作了汇报。周恩来要中央文革小组（系“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简称——编者注。下同）组长陈伯达电告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坚决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同时，致电在安亭站的上海工人，指出他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要求工人“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

随后，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赴上海解决此事。张春桥竟背着中央和上海市委，擅自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并把这次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

事后，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同意了张春桥的处理。

张春桥的这种处理，不仅完全把上海市委置于群众的对立面，而且，把文化大革命的邪火烧进了工矿企业，与周恩来一再强调的中央精神截然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