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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1967年的1月，政治气候和自然气候把全国的每一撮泥土都冰封在严寒之中。

萧森的北京，更是呵气成冰。

夜幕下的人民大会堂，点点灯火也遮掩不住它的苍凉。

周恩来疲惫地坐在沙发上，端起工作人员送来的一碗鸡蛋炒米饭。一旁坐着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

这是周恩来的晚饭，时间是晚上9点半。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时期，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场合，这样简单的便饭，对周恩来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

周恩来抓住吃饭时间的空隙，找陈毅谈话，谈话主题是要陈毅在国务院带头向造反派作个检讨，以早日摆脱被动的局面，协助他抓好国务院的工作，尤其是外交工作。

对于出生入死的广大老干部，文化大革命是一座炼狱。在这座炼狱中，每一个干部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特殊考验。

周恩来也多次意味深长地对老干部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要经得住这个考验。

为什么说这种考验是前所未有的？这种考验是什么？是在枪口和屠刀下的视死如归吗？是面对邪恶势力刚直不阿的敢于斗争吗？是面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不为所累、保持晚节吗？都不是。这些考验对于那一代曾出生入死的老干部来说，都没有问题。

这种考验的前所未有就在于：党的领袖的决策严重失误与一些野心家利用这种失误来搞阴谋交织在一起。

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领袖毛泽东，认定“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混进”了大批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于是决意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揪出和批判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来反修防修，保证社会主义江山不变颜色。

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的决策失误，打着“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旗号，操纵红卫兵和造反派迫害、打杀所有与他们不相为谋的老干部，以便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更多的权力。

而恰恰是广大的老干部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有点难以理解和想通，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地都有抵触情绪。这种情绪正是林彪、江青一伙为打击迫害老干部所要找的借口。

因此，无论从斗争环境还是从斗争对象来看，都注定了这是一场老一辈革命家们过去所从未经历过的特殊斗争。

从斗争对象看，斗争对象是一群罩着革命的光环、盘踞在党内高层、骗取了毛泽东的信任、在党内军内握有重权、一时不容易被揭露的野心家和阴谋家。

斗争的环境是，党的领袖的决策严重失误与一些野心家利用这种失误来搞阴谋交织在一起。周恩来和老一辈革命家脚下踩着的是布满了若即若离的“连环雷”雷场。对林彪、江青一伙的行动，不单纯是针对他们，如果不审时度势，掌握火候，就有可能触及到毛泽东。

面对这样的斗争对象和斗争环境，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过去在你死我活的敌我冲杀中练就出来的一身是胆、视死如归的革命素质，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中显得是那么地无所适从。

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刚直不阿，拍案而起，抨击和抵制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和极左做法，往往被他们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帽子，轻则被罢官免职、受批挨斗，重则被迫害致死，其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

自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已经有许多老干部纷纷落马。进入1967年以来，打击老干部之风更是来势汹汹。元旦刚过，一些造反派就围堵在中南海的几个门前，闹着要揪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1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上将不堪陈伯达、江青等的迫害，自杀身亡。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在于个人的荣辱安危，还在于如果一旦老干部都被打倒失去了发言权，党和国家的权力将更多地落入阴谋家和野心家的手中，党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安危令人堪忧。

陈毅带头作检查（2）

周恩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老干部打倒得越多，越对林彪、江青一伙有利。

林彪、江青一伙越是倒行逆施，越是激起老干部拍案而起，他们借机可以打倒更多的老干部，其结果是他们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恣意横行。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在这样一座特殊的炼狱中，胜利者只能是属于这样的人：首先，要有能看得清当时的斗争形势和环境的政治眼光；其次，要有能够适应这种斗争环境和斗争对象的性格涵养和斗争胆略。二者缺一不可。

硬抗、硬顶、硬拼，对党和国家不利。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该让步的还是要让步，该转弯的还是要转弯，不能计较一时一地的个人荣辱与委屈，不能争一时之胜败。

周恩来之所以先找陈毅谈，要他带头作检查，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陈毅在一系列公众场合的讲话中公开批评了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一伙操纵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所作所为，被造反派揪住不放，处境危险。

当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逐渐显露出其危害性和灾难性后，周恩来和陈毅在不理解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和斗争方法。周恩来是忧心忡忡地考虑如何把这场“洪水”纳入河道，正像一位外国作家所描述的：“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的马背上并最终制服它。”因而，他所采用的斗争方法更多的是韧性的阴柔、迂回。而生性刚烈豪爽的陈毅却难以抑制住感情的闸门，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所作所为和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错误的做法直言不讳，打出了排排“重炮”。

1966年11月13日下午，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军队院校、文体单位10万人参加的大会上，陈毅针对林彪、江青一伙试图乱党乱军的阴谋“开炮”了：今天，我陈老总在这里给你们泼点冷水，有些话讲出来可能不好听哟，但还是要讲。无非是有人到外交部来揪我，贴我的大字报。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可是现在有人拿对付敌人的一套对付自己的同志，对付人民的军队，搞什么“逐步升级”，口号越提越高，斗争对象越搞越大。总之，越“左”越好。这种简单化、扩大化的做法，最终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次日，在外交部小礼堂召开的外交部红卫兵大会上又响起了陈老总的隆隆“炮声”：自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我讲了很多话，现在我还要坚持讲下去。我已作好准备，落个被罢官、撤职、坐班房，这都不要紧哟。有人劝我陈老总少讲一点话，他们都是好心哟。我压了又压，可还是压不住，有啥子办法？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一张大字报也没写，是个落后分子，你们写了几百张，是“先进分子”哟！现在外交部里大字报的名堂可多哟，什么“罪魁祸首”呀，什么“刽子手”呀，什么“滔天罪行”，……哈哈，就由你一张大字报定了吗？这不是解决问题，是纸老虎，是在追求惊心动魄！

陈毅嘻笑怒骂，台下有人报以阵阵笑声和掌声，有人匆忙记录要当作陈毅的“罪证”材料。陈毅全然不顾，继续加大“火力”：有人在大字报中说我陈老总的讲话不符合《人民日报》社论，他说他的，但我不改变我的看法。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