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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3页）

就在谭启龙被接到北京的当天，浙江省军区的电话直接打到了总理值班室，说造反派将于12日在省体育场召开10万人参加的批斗江华的大会，省军区是否参加，如何表态？

江华当时是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因病在上海住院治疗。

1966年底被造反派从上海揪回杭州，关押起来。他担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妻子吴仲廉也被迫害致死。

1967年1月28日，周恩来接见浙江省来京的造反派时，严厉批评了造反派揪斗、关押江华的行为，说：浙江省委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江华是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是拥护毛主席的。他是少数民族，我们要团结少数民族干部。毛主席再三说过，对江华要保。

总理值班室秘书周家鼎将浙江省军区的请示写在了《要事汇报》条上。

周恩来凌晨才回到西花厅，看到浙江省军区的请示后，拿起军委一号台的专线电话，要通了南京军区政委杜平。此前，中央针对浙江的混乱形势，委派杜平以中央驻浙江代表的身份负责处理浙江问题。

“杜平同志吗？我是周恩来。主席指示让江华同志来北京治病。中央决定，11日晚派飞机到嘉兴机场，接江华同志来北京。你们要负责保证把江华同志安全地送到机场。为保证安全，路上要多派些人护送。”电话声音质量不好，周恩来几乎是对着话筒在喊话。

周恩来这一招是釜底抽薪。造反派不是要在12日召开批斗江华的10万人大会吗？

11日晚上就把江华接到北京，看你这个会怎么开。

“总理，我马上召###议，保证完成任务。”杜平就像在战争年代接受战斗任务。

11日上午，杜平召集驻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浙江省军区政委南萍、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等和群众组织代表开会，传达周恩来的指示。

那时，地方领导机构大多已瘫痪，说话不灵了，只有军队说话还管点用。

造反派虽然不情愿交出江华，但无奈有“最高指示”，不得不服从。

11日晚上，江华被安全地护送到嘉兴机场，飞往北京。

江西省委的电话打了几次，工作都没有做通。

2月18日，周恩来再次嘱秘书打电话给江西，限令江西造反派在2月19日负责将杨尚奎、刘俊秀送到北京，到时，中央派飞机到南昌接。

江西有关方面给造反派传达周恩来的命令后，造反派不愿意放人，竟打电话到总理值班室讨价还价：“我们19日准备在八一广场召开批斗走资派刘俊秀的大会，杨尚奎也要参加。我们要求推迟几天送他们来北京。”

总理值班室的回答没有商量的余地：立即按时送到，不得推迟。

2月19日，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和书记处书记刘俊秀在两名造反派“护送”下，乘飞机来到北京。

周恩来派出的联络员早在机场等候。

联络员对“护送”的两名造反派说：“总理指示，把人交给我们，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了，你们可以走了！”

联络员穿着军装。两名造反派大眼瞪小眼，眼看联络员带着杨尚奎、刘俊秀上了车。

这些老同志当时的住处是保密的，一般人不知道。然而，中央文革一伙故意将这些老同志的住处透露给造反派。这样，中直招待所和京西宾馆经常受到造反派的冲击。

一次，来自四川的“红卫兵成都部队”冲进中直招待所，把李井泉、程子华、廖志高、杨超等西南局和四川省的几位负责人抓走。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指示增派一个加强连赶来加强守卫，并与造反派交涉，限令他们立即放人，要回了李井泉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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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保护（3）

7月底，北京航空学院的“北航红旗”造反派翻越中直招待所的围墙，把张体学、张平化、叶飞等3人揪走。周恩来亲自找北航的造反派头头韩爱晶，要他下令放人。随后又指示北京卫戍区派人前往“北航红旗”要回了张体学、张平化和叶飞。

当时，正是在武汉七二○事件以后，极左思潮猖獗一时。警卫森严的京西宾馆和它那高厚的院墙也没能挡住造反派的冲击。

8月25日，来自东北的造反派在京西宾馆门前吵嚷着要揪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

宋任穷也是被周恩来接到北京保护起来的，住在京西宾馆6楼东头的一个套间。

此前，鉴于东北三省的混乱局势，周恩来几次提出要“解放”宋任穷，让他回东北局工作，但江青等人百般阻挠，说宋任穷还没有接受群众的批判，承认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