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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3页）

“老陶的问题，我看是工作方式方法的问题。”李先念说了一句。这就是说，陶铸不是路线问题。

“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局工作算了。”李富春稍停了下，又寓意深长地说：“你写给主席的报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了他吗？”

李富春的批评，是想给陶铸一个台阶下。

陶铸压不住心头的怒火，借着李富春的话，抒发在胸中积压多时的闷气：“这个样子，人家还在那里怎么工作嘛！身体又那么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要帮人一把嘛，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

这就是陶铸的本色。

中央文革一伙又不依不饶，揪住陶铸不放：“陶铸，你说清楚，谁是落井下石的人？……”

堂堂的政治局会议被中央文革一伙闹成了吵架会。周恩来双眉紧蹙，只好宣布散会。

毛泽东得知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后，亲自出面保了陶铸，批评了江青。

那是在两天之后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陶铸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毛泽东又对在场的其他与会人员说：“陶铸到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很多工作。陶铸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在场的周恩来听了，轻轻地长舒了一口气。

然而，仅仅过了三天，江青状告陶铸“镇压群众”的事为什么又使毛泽东关注起来呢？周恩来不得不颇费思量。

政治局第四号人物被打倒（4）

应当说，弥漫在周恩来心头的不祥预感是敏锐的。几个小时之后，周恩来的不祥预感就成了触目惊心的事实。

周恩来回到大会堂东会议室，继续刚才中断的对军队院校学生代表的接见。

此时，在中南海西门，乱哄哄地炸开了锅。人头攒动，数千人的声浪和汗臭气一起翻卷。

传单飞舞。造反派向过往行人散发一张张印着通栏大标题“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传单。传单上面写的是1月4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诬陷陶铸的讲话。

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大喊：“打倒陶铸！”“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并宣读传单上的讲话。

陶铸此刻不在家。等他忙完工作从外头回到中南海时，已是深夜12点了。家中忐忑不安的夫人曾志赶忙诉说了中南海西门所发生的一切。

望着曾志托人要回来的那张传单，陶铸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击懵了。他连忙打电话给周恩来询问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首都工作小组会议，同有关负责人商谈做好接待红卫兵工作和北京卫戍区看管被“打倒”的干部问题。

尽管早已有不祥的预感，但接到陶铸的电话，周恩来还是大吃一惊。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事，他是知道的。但他压根不知道他们来了这么一手。

事情太突然了，周恩来需要先了解一下情况。他安慰陶铸说：“别着急，我正在同有关同志开会，会议结束后我再打电话给你。”

开完会后，周恩来迅即向有关方面了解了情况，证实了陶铸所反映的已是事实。

周恩来的心情像灌了铅似的沉重。他对陶铸的境遇深为担忧，更为自己又要失去一位得力的助手而忧心忡忡。

凌晨5时，周恩来打电话把陶铸召到了西花厅。

周恩来神情沉重地说：“江青他们的讲话我也是刚刚了解了一下才知道的。昨天，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同志打了个电话，后来见他们接见红卫兵，我坐下来听了一会，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经讲过了，我没有听到。”

“主席是否知道？”陶铸的眼中闪出最后的一丝希望。

“不知道。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有些不好。’也就没再讲什么了。”

陶铸的眼神黯淡了。他明白，江青他们向毛泽东告了那天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一事的状。

周恩来关切地嘱咐陶铸：“这几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好好休息，外面的红卫兵正要揪你，不要惹出麻烦。”

送走陶铸，周恩来来到中南海西门接见要揪陶铸的造反派。这时，已是凌晨5点半。

周恩来对造反派说：“天快亮了，同学们大家都没有睡觉。我心里很难过，因此没法谈问题。你们各单位派代表留下你们的地址，我一定在两天内同你们见面，这个地方实在没法谈问题。你们在这个地方也很冷，你们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