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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3页）

包含这样一条，大意说，佃户有权不定期地延长租约，除非地主在租约满期

后将土地收回自种，这表示承认有农民租地不牢靠的问题。没有作出努力去

实施这条法律，因而使用权不牢靠无疑继续成为一个问题。作为中国农村的

财产观念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永佃”制（它明确区分佃户的“田面权”

和地主的“田底权”）逐渐消失了。永佃权被不那么永久的租约所代替。年

租约的不牢靠把农民置于相当不利的地位，使地主能够以押租（作为对付不

交租的担保）的形式把额外的负担和更高的租额强加给佃户。

但这些趋势来得很慢。对中国农业生产力具有更大直接意义的，是上面

提到的　８　省中较长租约（包括永佃权）的发生率与租佃百分数之间持续的成

正比的关系。全国土地委员会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的调查也发现，在租佃率高的江

苏、安徽、浙江三省，“永佃”最盛行。①尽管佃户如果彻底拥有他们所耕种

的土地对他们改进土地会有更大的刺激，但佃户和地主的长远经济利益在租

佃率高的地区看来是足够长期的租约的结果，因此，佃户为了增加生产力而

向他们所耕种的土地投资的刺激，并未完全受阻。

内政部　１９３２　年对　８４９　县所做的调查，发现押租制在　２２０　县流行（占　２６

①乔治？贾米森：《中国的土地占有与农村人口状况》，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23（1889　年），

第　59—117　页。

②《农情报告》，5。12（1937　年　12　月），第　330　页，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史》，3，第　728—730　页。

①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　223　页。

②天野元之助：《农业经济》，1，第　299　页。

③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　333　页。

④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　59　页。

①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大纲》，第　46　页。

％），在另外　６０　县有这种现象。②地租的缴纳主要有三种形态：钱租，物租

和分租。中央农业实验所　１９３４　年的调查说，有　５０．７％的佃户缴纳固定数额

的主要作物，２８．１％是分租制佃户，２１．２％缴纳固定数额的钱租；见表　１６

（４）。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土地调查中可以比较的数据是：物租　６０．０１％；钱租

２４．６２％；分租　１４．９９％；力租　０．２４％；其他　０．１４％。③在　２０　世纪，钱租的

发生率多半增加很慢。④

大体上，如表　１６（５）所示，分租的负担（根据地主供给种子、工具和

牲口的程度而定，一般等于地价的　１４．１％）略大于物租（１２．９％），物租则

大于钱租（１１．０％）。在佃户自备种子、肥料和牲口的情况下，定额的和分

租的物租额平均占收益的　４３．３％。国民党把物租额限制在收益的　３７．５％的政

策的失败，是明摆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