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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上是在本地卖的（如珀金斯所认为的），那么这种生意根本就只能涉及少数

商人；定期集市是农民互相买卖的地方。珀金斯认为市场上主要是地主在卖

稻谷，他们不必在收获季节卖，由于消息灵通和有联系手段，他们也很少会

上当受骗，如果这也是正确的（见前文），那么，买方独家垄断一说就很难

成立。

我在前面曾经指出，农业与工业之间的贸易条件在　１９３１　年以前一般对农

民有利。种植和销售经济作物的能力是促使　１９１２　年至　３０　年代期间农业总产

量有所增加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它使这个时期的人均收入大致上不变。的确，

农村集市是无组织的，有时候似乎是存心与小生产者为难，也许过多的中间

人成了负担，所有这些妨碍了产量有更大的增长并明显地损害了农村福利。

但在　１９３７　年以前，它对帮助传统经济制度保持运行起了足够好的作用。

在北京政府直到　１９２７　年的统治下，接着在南京政府的统治下，农业税也

许是不公平的负担，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仔细的研究。田赋主要是由省

或地方征收。地方上的权贵与收税员勾结是普遍的，结果不相称的负担份额

落在了小农身上。田赋还以更高的租金的形式转移到佃户身上。此外，还有

这样一些弊端，如强制预征、操纵汇率和各种额外费用等等。①在国民党统治

的最后十年，重庆政府通过战时田赋征实和粮食征购加重了小农和佃农的赋

税负担。

如果负担不公平，那么田赋在　１９４９　年以前最重要的经济特点，就是它未

能将地主占有的农业盈余的较大份额收回来，重行分配到生产投资上去。赋

税的标准实际上是低的，反映出国家对地方社会鞭长莫及（见后）。跟信贷

和市场交易一样，农业税制度加强了一种收入的分配模式，它只容许产量有

不大的增长，而个人收入和福利则根本没有增长。

对　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年期间的中国农业进行定量研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战

①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业史》，2，第　559—580　页；3，第　9—65　页。天野元之助：《农业经济》，

2，第　1—158　页。

争和内战终止了南京政府十年的农村统计资料最起码的收集。华北是主要战

场，农田的破坏、运输的瘫痪、人力畜力的征用、军粮的索取、上升的政治

斗争对农民的影响，这一切在华北肯定比在华南和华西更严重。②战前日渐商

业化的进程倒退回去，农业生产力和产量下降，城乡间的商品流通被破坏。

甚至到　１９５０　年，根据人民共和国最初两年所做的调查，华北的一些地区由于

人力和畜力的损失，产量还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最高点。①严酷的日本占领和

１９４８—１９４９　年的大战，都较少波及华南和华西，但这里也有军队征用人力和

粮食造成的损失，而且从　１９４７　年起，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削弱了对城市地区

的粮食和工业原料作物的供应。中国城乡经济的崩溃到　１９４８　年中期成了事

实。

②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　278—287　页，简略地叙述了　1937—1948　年间华北农村经济所遭受的

破坏和扰乱。

①中央农业部计划司：《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汇编》，第　141—144、149—151、160、162、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