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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3页）

络的基层，这与以外国援助进行改革的盐务署的中国人员正好相反。就海关

而言，外国人既是被管理和抽税的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又是管理者和征税人，

１９２８　年以前还是支付贷款和赔款的大量税款的最后接受人。但是盐务方面的

外国的具体利益，只限于保证把收入按时付给外国财团的银行。到　１９１７　年　７

①关于丁恩进行的一些改革，见　S。A。M。阿谢德：《中国盐务的现代化：1900—1920　年》。

②日本外务省：《中国雇聘外国人人名录》。

月，关税收入已经增长到能够支付善后贷款以及以前以关税为担保的贷款。

从此，偿还善后贷款与盐务署中外国人的存在只有间接的联系了。

盐务会办是一个英国人，外籍工作人员中几乎一半也是英国国民，这些

事实加强了英国在北京和长江流域的影响。（在稽核所的外国人中，日本人

的人数仅次于英国人。）两名总办对“盐余”——即超过善后借款分期支付

数的盐税——的控制，是根据借款协定的条款进行的，这些条款要求全部收

入一并存入外国银行，“非有总、会办会同签字之凭证，则不能提用”。这

使丁恩在北京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条件是地方当局和军事将领要继续汇来

大量盐税。１９２２　年以后，所报的盐税总额和中央政府所收的份额都急剧地减

少了。当关税收入仍实行中央集权制时（甚至在军阀统治的鼎盛时期也是如

此），中外共同负责的稽核所没有、也不打算阻止各省扣押盐税收入。丁恩

的后任是甘溥和韦礼敦两人：前者也是前北印度盐税专员，于　１９１８　年起任会

办；后者原为英国外交官，长期在华任职，从　１９２３　年起任会办；他们两人的

影响必然比丁恩的影响小得多。把前海关官员、俄国人葛诺发安置在监督善

后借款支出的审计部门负责，把德国人朗普安置在一个涉及未来中国政府借

款的部门担任领导工作，这对他们代表的两国政府没有带来什么利益：葛诺

发只被告知中国人让他知道的事，朗普从来没有被请示过。

经济利益

外国在中国的存在是一清二楚的，但是其中隐藏着一件怪事。在民国初

期，外国商号、投资、贷款和人员在中国经济现代部类的重要部分中，占支

配地位。但是，现代部类虽然在同时代的史料和追溯性的研究中，有突出的

记载，它仍是中国经济的一小部分。外国和中国的现代企业都稳步发展，但

在　１９４９　年前都不显得很大。晚至　１９３３　年，国内总产值的　６３—６５％来自农业，

完全没有外国的参与。南满铁路公司在满洲经营一批试验农场，但是在中国

的任何地方都没有生产主要出口农产品（茶叶、丝、植物油和油制品、蛋制

品、皮革和皮制品以及猪鬃）的外资种植园，更不用说生产大米、小麦、蔬

菜和棉花等主要作物的这类种植园了。手工业生产也没有外国人参与，在

１９３３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７％，而同时期外国份额相当大的现代工业占　２．２

％。帆船、大车、兽力和人力运输工具的交通，为现代运输部门的三倍（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