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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部分（第5页）

起草得当的宪法无论在何处都是稳定、有效的政府的关键。似乎已经很清楚，

只有宪法才能使中国强大。

尽管对中国宪法应采取的形式莫衷一是，但大多数中国政治思想家在两

个问题上意见一致。第一，虽然政府与人民之间存在的利益基本一致，但中

国仍是软弱的。这是由于人民的被动性；这一点，通过诸如学会、选举及立

法机关一类的参与制度允许人民直接关心政治，能够予以克服。正如改革者

康有为　１８９８　年所写：“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人

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①

第二，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动乱根源，在于权力关系的定义含糊不清，

导致皇位继承权的争夺、大臣之间的冲突和地方长官专横的行为，这一切只

能由人民起义来制止。但在立宪制度下，如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在　１９００　年指

出的：“君位之承袭，主权之所属，皆有一定……大臣之进退，一由议院赞

助之多寡，君主察民心之所向，然后授之……民间有疾苦之事，皆得提诉于

议院……故立宪政体者，永绝乱萌之政体也。”②

包括康、梁在内的保皇党人相信，在中国人民能管理自己之前，应有一

个训导阶段。按照这一受中国政治思想的治国传统影响的概念，政治家在逐

步引入大众参与制度时，应教育与制裁并用，以维护公共秩序。另一方面，

由孙逸仙领导的共和派争辩说：中国的未来如同修建铁路，“中国而修铁路

也，将用其最初粗恶之机车〔君主立宪〕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机车〔共和

国〕乎？”③清廷曾为康、梁的头颅而悬赏，但后来又接受了他们的论点，于

１９０６　年下令准备实行君主立宪。但在宪法颁布之前，共和派就通过革命获得

了胜利。

在某些方面，１９０６　年的诏书比辛亥革命更明确。共和国的概念在　１９１１

年后受到了至少三次君主主义者的挑战：袁世凯称帝的冒险活动，１９１７　年张

勋帮助宣统皇帝复辟，以及　３０　年代在满洲国复活的“王道”。但自　１９０６　年

以来，甚至在　１９４９　年之后，对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宪法的必要性，从未产生过

任何重大的疑问。的确，自晚清以来，人们认为宪法不仅对国家是必要的，

①本章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安德鲁？J·内森的《北京　1918　至　1923　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的失败》

的内容。

①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重印，载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2，第　236　页。

②梁启超：《立宪法议》，载《饮冰室文集》，第　5　卷，第　2　册，第　3　—　4　页。

③迈克尔？加斯特：《中国知识分子和辛亥革命：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诞生》所引，第　138　页。

而且对每个政党、商会和利益集团的联盟也是必要的。

一些省一级的政府也通过了宪法，这一趋向最重要的例子，是　２０　年代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