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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部分（第4页）

临崩溃之际，外交部还说服列强派代表参加一次关税会议。这次会议毫无成

果地解散了，但详尽阐述中国立场的文件构成了南京政府　１９２８　年成功地宣布

拥有关税自主权的基础。所有这些成就背后的艰难的谈判尚有待研究，但导

致　１９２４　年中苏协定的谈判是个例外：研究这次事件的专家的结论是，外交部

“有着比大多数人所了解的更大的权力和独立性、更大的连续性、更好的人

才、更明确的政策和民族感更强的动机”。①

①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　年》。

现代银行的政治作用

民国初期直至　２０　年代，北京政治活动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特点，是条约

口岸的现代中国银行卷入政治。在中国的金融界中，这些银行遭到外国银行

在条约口岸的分行及钱庄的夹击。这两种类型的机构比中国的现代银行有更

大的财力。２７　家外国银行及其在中国的分行，掌握着　３　或　４　倍于　１１９　家（或

更多）中国银行的资本。它们实际上垄断了有利可图的外汇和外贸市场，还

享有发行货币的特权，并收存每年数亿元的盐税和关税收入。它们得到中外

商人同样的信任，在条约口岸招揽大批金融业务。另一方面，数不清的钱庄

牢牢地占据着国内货币汇兑、证券投机和短期贷款的市场。单个钱庄规模不

大，但它们的资本总额大于现代银行，并且由于有固定的业务渠道，它们比

现代银行有更好的变现能力。实际上，钱庄是现代银行的短期资金的来源。

现代银行在民国初期财力不足。根据现有资料，１１９　家现代银行总计拥

有　３．５　亿元核准资本，能筹措到的实缴资本仅　１．５　亿。①由于缺乏公众信任，

它们不得不通过发行纸币（如果能得到政府批准）、以高息向钱庄借款、以

高息接受储蓄存款的手段，吸收它们极为短缺的流动资金。于是，为了偿付

高息存、贷款，为了支撑币值，银行被迫寻求高利润的，因而是投机的投资

机会。政府公债和国库券是这种投资的重要部分。

随着其他财源的枯竭，政府日益依赖国内资金市场。１９１５　年下半年袁世

凯称帝时，一些省份的反应是宣布脱离北京而独立，国内税款收入急剧下降。

１９１８　年，日本新组成的原敬内阁抛弃了前任内阁向中国提供大量担保条件少

的贷款政策。１９２０　年，由外国银行家组成的国际财团，成了实际上延长对中

国政府的财政抵制的手段（见第　２　章）。作为这些事态发展的结果，国内信

贷对连续几任极少成功希望的财政总长的筹款活动，越来越重要。但是，从

１９１９　年发行八年公债开始，银行家们对政府证券的热情减退了。政府负债累

累，已经没有可以保证新公债的可靠收入，政局变幻莫测。银行家能够为小

笔预付现金而向政府强提苛刻条件。政府在上海出售剩余的第一年公债的价

格是每　１００　元面值　２１．５０　元，未售出的七年公债按每　１００　元　５４　元出售。银行

对政府的大批短期贷款月息为　１６—２５％，以未售公债面值的　２０％作为担保。

从　１９１２　年到　１９２４　年，共向银行售出价值　４６７４００６２　元、偿还期为　１　年或　２

年的国库券，价格仅为面值的　４０％，在政府偿还它们时，给银行的资本报酬

率相当可观。

于是，现代银行就成了政府债券的主要持有者。这些债券常以银行自己

的钞票按面值的一定比率购买，但它们可能永远也兑现不了，它们的价值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