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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部分（第1页）

少是变动的，至多则完全消失。康的社会理想强调消除政治的、种族的、性

别的及国家的“界”，与其说是因为这些等级制度是邪恶的，不如说是因为

所有这些现象方面的差别遮蔽了真理——就哲学真理说，“本体”就是“一”。

就社会心理说，《大同书》的确表达了康自己对家族主义束缚的抗议。他的

确强烈地认为这些“界”是邪恶的，不过在这里他也避开了社会关系的中间

领域。对他来说，这些“界”要末被看成对个人私生活的具体束缚，要末被

看成不完善的形而上学认识导致的观念上的错觉。

康对儒家形而上学的顺应，就以这种方式改变了圣人与宇宙之间的平

衡：作为一种目的论的力量，康的外在宇宙，比传统观点可能允许的，更具

有有目的性的活力；作为变化过程的有限度的预见者，圣人则相应地较少具

有这种活力。谭嗣同的著作恢复了这种平衡。在重申圣人力量的理想中，他

创造了一个作为现世英雄的政治化了的圣人。他提出一种外在宇宙力量的文

明和抗拒的辩证模式，作为圣人式自我实现的必要背景。这两种意向结合起

来，使进化宇宙论既引起宇宙机制，也引起人类力量在一个正在发展的宇宙

中起作用。

如果说康的书反映了它的作者作为预言家的自我形象，那么谭的书可以

说暗示了他最终选择的作为殉道者的命运。在它的道德积极行动主义中，虔

诚的救世者们被视为世界历史变化的主要作用者。同时，谭推想这种变化的

最终完成将是对自我中心本身的超越。人间天堂之外，康并不多考虑；谭则

使进化的最终目的从属于这样一个阶段，那时甚至目前认为的人类意识也将

不复存在。

和康一样，谭也假定有宇宙－道德活力，它们由于调节自己的活动，被认

为创造了它们所具有的“事物”的结构。这种看法包含一种对新儒学“理”

“气”二元论的批评，并且受到借自西方科学的物理学概念的支持；不过他

的“物”的运动模式，却更多地由佛－道的现象学得来。康使“气”等同于“电”，

而谭则从“以太”的概念开始，“以太”是单一的物质存在，充满、存在于

现象、空间和生物一切领域，并使之联系起来。然而，虽则这种基本的实体

被解释为物质性的，其能动地发挥作用的最重要的方式却是在道德方面：“仁

即以太之用。”因此，以太的变化是通过道德力量的能动性而产生的，这种

能动性特征谭称之为“通。”

“弥漫性”、“交流性”、“渗透性”、“传播性”：“通”当与其对

立面“塞”即“碍”、“滞”并列时，是难以翻译的。借助于这个关键的概

念，谭达到了康在他的宇宙论结构和他的理想社会关系结构之间所没有达到

的互补性。当“事物”的界限是能渗透的时候，以太在道德上所起的作用是

最为明显的。在社会领域，这些界限可能是文化、民族、风俗的界限；或者

是抑制人们交易和联系的经济界限。在人际关系领域，它们是利己的妨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