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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部分（第4页）

关系的抽象方法。康在他把社会道德看作受历史制约的意义上，是一个道德

相对论者，试图证明道德的终极真理在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原理中得到了最好

的表述。

对比之下，严复对科学的评价更多地停留在相信验证的理论上。这导致

他首先翻译穆勒的《穆勒名学》，然后翻译杰文斯的著作，努力把归纳法原

则当作所有严谨的真理探索的基础引入中国。即使如此，尽管在引进实证主

义的科学哲学方面起了开拓作用，严复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和其他的

人一样，相信科学事实——特别是达尔文的生物学——证实了他整个进化宇

宙观的权威性。

自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自强”运动的初期以来，在治国之术方面，对西方

技术的敏锐而注重实用的评价已是老生常谈；不过，改良主义者把科学作为

一种真正的宇宙观的新信仰，使他们更容易欢迎技术文明的到来。１８９８　年改

良的领导者，采取了顺应社会上起改良作用的工业化潜力的基本措施。几乎

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已逐渐认识到技术的改革是无尽头的，既需要持续的发

明创造浪潮，也要对今天认为还难以办到的人类健康和幸福问题可以靠未来

发现的方法予以解决的可能性，持久地敞开大门。把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当

作独立和国家威力这些民族主义目标的手段，是有价值的，这种看法是改良

宣传的一个中心，但是领导者依据自己的权利有效地超过这一点，而把发展

的成果描述为人类的利益。

他们不仅提出了发展战略性工业如铁路和矿山的计划，他们还为生产的

机械化提出了典型的改进了的论据：它会创造就业机会，也会增加闲暇时间；

科学的农业会增加食物供应；现代交通、通讯设备会促进文明在世界范围内

传播。如果说这些见解表明了中国人对　１９　世纪典型的工业进步的信心，那么

同样表明这种信心的是，中国改良主义者深信他们不会面临任何不可克服的

物质障碍而取得成功。对于西方关于中国现代化能力的怀疑，梁启超重述欧

洲人自己信赖科学方法和发明创造以克服人口及食物供应问题，以之作为回

答。他和其他的人仿效欧洲自己信赖无穷尽的自然资源，假定中国这样地大

物博的国家对于待开发的资源定有足够的办法。存在落后的意识，但为跃进

的精神所弥补，这种精神在　１８９８　年夏天表现得最明显。所有的改良主义者，

即使是稳重的严复，都谈到顶多在几十年内赶上欧洲；他们评论说，欧洲自

己的经济优势是不久前才出现的，同时后来者对于发展具有能从他们先驱者

的失误中获得经验的优势。

工业主义的社会代价，在欧洲本身是如此明显，在改良运动的早期却很

少被讨论。当康有为或梁启超附带地指出，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迄今没

有消除、而且甚至可能扩大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时，他们把这看作欧洲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