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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部分（第4页）

望，它为道德衰退的无法摆脱的忧惧所困扰。这种非乌托邦的进化宇宙观的

看法，在假定方面并不需要一个根本的变化，只需要对“时代”本身的更悲

观的评价，因为进化论使事件本身成为解释的唯一来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进化宇宙论曾经说明一场伟大政治改革运动期

间中国的历史情况，但它作为变化的自发源泉终于对“政治”急剧减少了作

用。在这一时代达到最高潮的事件——辛亥革命——中，中国知识分子有一

个很起作用的教训，自觉的政治家集团无力实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这个

教训有助于非乌托邦进化论得到广泛传播。作为受重视的立宪运动在上海的

喉舌，《东方杂志》在　１９１４　年指明斯宾塞社会学的一个原理是，生物机体与

社会组织“必渐有以适应四周之境遇，而因以保持其生存传种之目的”。①

他们的结论是，应当承认中国的民族心理不适应现代的政治形式。对严复来

说，新的民主的教训是，国民之文明水准不可企求。②梁启超承认革命作为一

个事件是不可逆转的，但得出一个保守的历史主义的教训：（君主）政治威

信一旦遭到蔑视，就不能恢复其神秘性。③

如果在　１９１１　年以后，宿命论地对中国历史情况的强调意味着忍从落后状

态，那么对人的因素的强调则意味着接受了对失败的道德责任。进化宇宙论

曾使关于宇宙力量的宿命论与一种互补的对有助于变化进程的浮士德式的人

类精神的强调得到平衡。其结果是，共和国的失败不仅意味着命运，也意味

着道德上的过错，在这种席卷全国的幻灭情绪下，知识分子直率而严厉地批

评新共和国的官员们，但他们全部注意力的焦点不仅集中于领导人员的腐

败，而且也集中于他们认为它已证明的民族文化的落后。正当这种愤怒倾泻

而出时，自我谴责的有害风气也随之渗入。１９１２　年以后，对中国“国性”和

“民族心理”的批评性评价已成为常见的文章主题。由于这要假定人民作为

一个整体是社会有机体中的活跃的动因，他们继续坚持改良思想的唯意志论

传统，不过是在不可避免地累及改良主义者本身的情况下。

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的原则并未改变，但他从历史汲取的教训却改变

了。当他在　１９１６　年回顾共和国的最初　５　年时，他仍把他自己的时代看成转变

时代，其动力一直是外部的西方的刺激，致使旧学说失去它们的可信性。他

认为问题在于，中国的“反动势力”已在一次革命和复辟主义者的对抗性反

应的猛烈阵痛中，消耗了它自己。他仍然认为在发展的长期曲折过程中，人

的精神活力推动历史，但他认为目前在中国，这些活力因适应新奇事物而被

损耗了。并且担心在最近的将来不会有更多可资利用的雷霆闪电。这种精神

的衰竭被看作我们与“世界文明之轨不相顺应”这一事实的原因，也被看作

其结果。①

由于这样一个结论，进化宇宙论在改良主义者当中已经到了这条道路的

①钱智修：《说体合》，《东方杂志》，10。7（1914　年　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