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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部分（第5页）

于把小说和小说应“为生活服务”的看法结合了起来。中国的新文学从一开

始就达到这样的程度，基本上倾向于文学应为社会道德目标服务的看法。当

然，这个总倾向并不妨碍一些伟大的作家热中于纯文学事业，但总的目标仍

起支配作用。

即使是浪漫派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等人，表面上采用“为艺术而艺术”

的口号，也对一些并非纯属艺术的事情深感兴趣。①如我们所了解的，要摆脱

压抑人的传统生活结构的浪漫主义，在　１９１１　年以前就出现了，即使在那时，

它也是既和探究个人人生的意义有关，同样也和革命的浪漫情调有关。在

１９１１　年以后的那个时期，当政治救亡的希望戏剧性地破灭时，在人们很快失

去国家和个人两方面的传统价值信念的社会里，年轻知识分子对个人人生意

义的关注成了新文化的一个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个人主义”就其自由主

义和浪漫主义两方面的含义说，似乎这时对个人生活有很大的直接影响；对

于先驱者一代，这样说无疑是不正确的，先驱者一代仍然十分安适地生活在

传统的儒家家族准则的限度之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对个人主义的关注因

而似乎并不完全有助于社会－政治目标。载于胡适主编的《新青年》的易卜生

专刊的易卜生《玩偶之家》的译文，是这种关注的标志。“创造社”浪漫主

义的作家们着迷地热中于他们不能满足的情感上的渴求，这也决不是对“为

艺术而艺术”的关注。用李欧梵的话说，“法国象征主义者的看法是，艺术

不仅重建生活，而且建造了艺术家可以在其中逃避生活的新大厦，与此相去

甚远，成（仿吾）的论点指向另一个方向”，②指向压倒一切的对生活的关注，

不管这种关注表现为郁达夫感伤的自我放纵还是表现为郭沫若飘然的自我陶

醉。

另一个与新文化运动有明显联系的发展，可以叫做对传统遗产的“更高

层次的批判”，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为代表。

关于各种传统和经典的可靠性和真实性的争执是中国思想长期以来的一

个特点。清代考据学派的杰出训诂学者们促进了对一些重要典籍的整理，尽

管他们的工作是否具有怀疑主义的－反传统观念的含义很值得怀疑，而　２０　世

纪推崇他们的人则认为他们的工作具有这种含义。康有为——他决不是一个

批判性学者——在　２０　世纪初曾试图利用对某些古文经典的系统性抨击来支

持他自己的今文经学看法。

和康有为的学术活动一样，胡适所说的“整理国故”运动也具有深刻的

意识形态动机。用劳伦斯？施奈德的话说，“科学”方法可以被用来“削弱

传统史学和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