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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部分（第2页）

教条——不管是宗教的，政治的，或形而上学的。因而它是维护自由的真正

基础。这种科学方法已非常成功地应用于自然，如果人们能互相协作，把科

学方法应用于人类社会和文化问题——这个领域仍然受到教条的绝对统治—

—的研究，那么，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的目的就终将实现。因而可以想象，科

学知识通过教育普及全社会，将使人们有效地分析和处理他们共同的问题，

甚至调解他们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尽管杜威尖锐批判了只不过是形式的“政

治民主”和立宪主义，但他整个观点的前提似乎无疑是以共同接受立宪民主

作为“竞赛规则”。

虽然胡适似乎接受了杜威把科学作为方法论的看法，但他似乎完全疏忽

了作为哲学家的杜威提出的精深的认识论问题，而且他觉得完全有可能把杜

威的实用主义和简单的、教条主义的机械论－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结合起来。

①在这个领域里，他在很大程度上停留于严复和梁启超的传统，尽管他的自然

主义不带道－佛的色彩。再者，杜威在论述社会－政治问题时对“科学调查”

和教育的强调，他对“纯政治”的反对，似乎增强了胡适以前就有的倾向，

即认为中国混乱的、“荒唐的”政治冲突与中国真正的进步毫不相干。

①胡适坚定地支持这种形而上学似乎遮住了他的眼睛，因而未对杜威后来关于宗教和审美经验的精深论述

作出任何反应。

杜威对科学知识和教育的强调，和整个新文化对改变精神生活的强调是

完全一致的。因此，当胡适　１９１７　年返回中国时，他必然要和新文化运动发生

紧密的联系。他对语言改革的浓厚兴趣和新文化运动普及教育的目的完全一

致。他对新文学的兴趣既反映了个人对文学的强烈爱好，也反映了一种确信，

即文学具有感染力，是传播新思想的最有效的媒介。当我们回顾地评述他的

一生时，我们只能认为，他坚定地关注文学和学术，这反映了他个人的爱好，

无疑也反映了他真诚地相信“整理国故”是至关重要的文化任务。这并不是

说在那些年里他没有在著作中把大量的注意力集中于社会和政治问题，但是

他在极大的程度上无力影响政治事务的实际进程，因而他觉得把“科学知识”

运用于文化遗产的评论更切实可行。

当我们转而研究陈独秀时，我们发现，他最早提出“赛先生和德先生”

这一口号时，他对这两个范畴的看法和胡适有微妙的不同。他的性情不像胡

适，热情而急躁。他所受的西方影响主要来自法国，而不是来自英美，这一

事实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他对科学的看法，基本上是一种达尔文主义形而上

学的粗浅看法。科学是一种可以用来削弱传统道德价值的基础的腐蚀剂。进

化的力量在中国似乎一直完全陷入困境，这一事实使他不时极为沮丧，不过

和胡适一样，他基本上能把他的“科学”决定论和对知识精英的能力的强烈

信任结合起来。和胡适不同的是，作为一项一项实验的方法论的科学实证原

则并没有渗透进陈独秀意识的深处，因而他后来能够把科学一词从达尔文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