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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部分（第2页）

他所认为的极权的共产主义与虽然腐败但更受限制、最终有可能被推向更自

由主义方向的国民党的命令主义，在这两者的极化过程中，最后，他觉得他

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结果是，他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精神领袖，始终不能

应付　２０　世纪中国政治权力的悲剧性的、难以控制的现实。

无论如何，１９２４　和　１９２７　年这几年的特点，最重要的是作为知识分子一

种主要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看法在城市知识分子当中引人注意的传播。

不过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后胜利仍然是相互关联

但又可以分开的两件事。

在　１９２４—１９２７　年的动乱年代里，已具有彻底的全面反传统主义思想的五

四时期年轻一代中的许多人，这时有了实际的机会参加一连串生气勃勃的政

治事件；由于国共合作，发生了这些事件。刚一开始，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

义的理论及其对西方世界的看法，就不仅在接近共产党而且甚至在亲国民党

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当中得到广泛承认。１９２５　年的“五卅”事件似乎极其生

动地证实了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新出现的产业无产阶级所受剥削这两者之间

的联系。城市居民的积极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与城市工人阶级建立联系的实际

成就，似乎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中的作用的看法。彭

湃、毛泽东①等人与农民建立联系，这和列宁关于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

的作用的看法是一致的。在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年的北伐时期，许多知识分子成了群

众组织的活动或新成立的武汉政府的机构的参加者。这样的经历既激发了他

们的民族主义的激情，也激起了他们改造世界的普遍愿望。这场革命既能实

现国家的统一，又能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新的社会。的确，莫斯科的激烈斗

争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给予现成启示，但是只要革命的道路在向前

发展，相信莫斯科是世界性智慧源泉这样一种愿望就仍然是很强烈的。

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当中，浪漫的《创造社》（见下一章）和新成立

的《太阳社》的成员将起重要的作用。郭沫若、蒋光慈等人了解罗曼蒂克爱

情的狂喜和绝望以及作家表达思想感情的感受，这时认为他们应当像英雄一

样作为革命领袖起重要的作用。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因而很像　１９１１　以前那些浪

漫的革命者对自己的看法。他们将通过新普罗文学作品这一媒介激发革命群

众的热情。

鲁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靠拢要痛苦而艰难得多。实际上，五四事件并没

有减轻他因旧文化“吃人”势力而深深感到的沮丧。①他对　１９１１　年以前那个

时期许多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遭遇的辛辣回顾，也许是他没有响应五四的一

个原因。他对接受人类进步的新理论犹犹豫豫，也可能是由于他认为他那些

创造社的论敌们故作浪漫的革命姿态，他们幻想通过他们浮夸的普罗文学影

响历史的进程，对此他很反感。即使在他已转向马克思主义阵营时，他还想

从普列汉诺夫等人寻找理论根据来支持他对他们的抨击，他抨击他们任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