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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部分（第5页）

一种自主意识。“学者”已要和“官”分庭抗礼。他们已习惯于自由交流思

想。在响应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统治精英的要求时，他们常常要坚持民权的

立场。１９４５　年以后，在内战时期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大部分知识分子被吸引

到了共产主义一边。不过随后的事件表明，这种“自由主义”的倾向仍将是

一个问题。

４０　年代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当然是延安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很清楚，

他论述的问题中有许多便是这一时期整个思想争论的一个部分；这一点也不

贬低毛泽东的政治天才。毛泽东考虑的问题，在他之前也有人考虑过。

知识分子在本世纪上半叶提出的所有问题，１９４９　年以后是否都解决了

呢？至少就我们所处的这段时间来说，有些问题无疑已经解决。政治权力有

力的中心已经建立（有些人会说过于有力了）。尽管常有政治运动，但法律

和秩序已经重新建立起来。相对合理的商品分配在经济极为落后的情况下已

得以实现。民族主义的强烈感情多少得到了满足。公共卫生有了进步，妇女

地位改善了。可是，不管“主义”有何要求，上面论及的许多基本“问题”

依然存在。中国与其文化传统的未来的关系将是怎样的？如果目标就是实现

“现代化”，那么能否回避严复和丁文江想象的“专家治国”的道路？官僚

主义和权力的问题是否已经得到解决？文学、艺术以及个人生活的目的如

何？和我们所有其余的人一样，中国人必须探索走向未来之路。

第　９　章　　文学的趋势Ⅰ：对现代性的追求　１８９５—１９２７　年

夏志清教授在一篇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简论中，描述了一种笼罩　２０　世纪

前半期整个文学创作的“道德义务”。夏教授指出：“中国文学的这一现代

阶段的特征”，就是它“念念不忘地对为害中华民族，使其不能自强或不能

改变其固有的不人道行为的精神疾病的关注”。这种“爱国热忱”激励这一

时期所有的主要作家，并且按夏教授的看法，同时也导致了“某种爱国主义

的地方主义”：“中国作家们把中国的情况看作是中国所特有的，和其他国

家都不一样”。①正是这种摆脱不了的感情使得中国作家在力图解释他们所处

环境的社会－政治混乱状况时，关心作品的内容甚于关心其形式，特别强调“现

实主义”。因此，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避不开中国的现代历史，并且除

了适当注意文学本身的特点以外，历史的方法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摆脱不了的中国情”这一主题至少包括三个主要

的方面，它们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第一，从道德的观点

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受精神疾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