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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部分（第5页）

杜威的论述是很客气的，他　11　月份的文章不仅批评杜威的民主观念“还有点不彻底”，而且明明白白地将

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置于其经济基础之上。参见《文存》：1，第　375　页。关于李大钊的观点，见《晨报》，

1919　年　2　月　7　—　8　日。

②《文存》，3（1919　年　1　月　19　日），第　589—591　页以及　4（1919　年　3　月　26　日），第　646　页。

国士大夫阶级的罪恶》的社论，号召一场推翻士大夫统治的工农社会革命。

这篇社论很可能是由陈和李执笔的（原文署名“一湖”——译者），他们的

民主观念确实在变化，但相继演进的过程是从人民民主经人民革命到人民专

政。到那年年底，陈针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那种制度的道德败坏，发动

了猛烈的攻击——“西洋的男子游惰好利，女人奢侈卖淫，战争罢工种种悲

惨不安的事，哪一样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６　个月以后，陈

以一种肯定的口气写道，西方人所追求的利润是由工人创造但被资本家从他

们那里盗走的剩余价值。①

从受压迫的青年和受压迫的妇女——激进分子们在他们的刊物上予以全

面详尽论述的话题——到受压迫的劳工大众，激进分子们注意焦点的这一转

变结果形成了他们与劳工大众的一种新的认同。他们的视野更为宽广，他们

的同情现在推及所有的穷苦人。对外，他们不再是沙文主义的，他们跟随《每

周评论》的榜样，《每周评论》在五四运动之前两个月，刊载了一系列关于

爱尔兰、菲律宾和朝鲜争取独立斗争的文章；对内，以社会调查为基础，涉

及上海、汉口和唐山工人的工作与生活状况和山东、江苏和福建农民悲惨境

遇的一系列论题的文章，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晨报》上大量涌

现。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以前，就已经有为了劳动者或者关于劳动者的专门杂

志，它们提供关于工人和农民的信息，扶植对劳动的新态度，并且引起人们

对于一些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注意。不久，年轻的激进分子们就被劝告要

到劳动人民当中去工作，而且他们之中有些人这样做了——彭湃在海丰的农

民中间，张国焘和邓中夏在北方的铁路工人中间，毛泽东在长沙的工人中间，

还有恽代英在武汉的工人中间。

人们一定要问：不依靠一场暴力革命，中国的民族愿望能否得以满足，

社会公平能否得以实现呢？当权人物会让这些目标通过和平的转变过程而得

以完成吗？到了五四运动时，那些被觉察了的国家的敌人——帝国主义者、

军阀和腐败的官僚，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