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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0部分（第2页）

②《北华捷报》，1913　年　11　月　1　日，第　352　页，关于商人在各省城行政中的作用，参看贝热尔：《中国

的资产阶级》，第　69—80　页。

但是不论商界的卷入有多么广泛，在政治上却只获得了有限的重要性。

实际上他们只是要打进一个早已建立起来的体制的框架里面去，力图纠正其

在运转中的毛病而已。商人们并没有为自己争取权力，通常只满足于和现有

的当权者协商。真正的当权派是保住了职位的官僚、将领们，或者取得了大

权的革命军人。这种间接控制的方法包含着不少风险；地方掌权者经常背叛

商人，科以苛捐杂税，威胁和绑架他们。尽管商人掌握着施加财政压力的手

段（因为他们提供资金或者为发行纸币作担保），并且为统治权的建立出了

力，他们却成了这一权力的第一批牺牲者。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商人们并

不准备直接承担传统一直把他们排斥在外的政治责任。他们的卷入只不过是

短期的。

在这场波及整个政治体制的普遍危机中，这种权宜之计证明是无效的。

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不但还在继续，而且越来越糟糕。广东省完全变成了

“海盗共和国”。①商人们曾经企图废除的厘金制度，又在商捐或统捐的新名

目下出现了。由于政府没有正规的财政收入，商人们也无力独自长期承担公

共行政开支。争取安定的努力和统一市场的计划，由于地方政权之间缺乏协

作和不关心农村而注定要失败。在中国的各个省份里，商人阶层的权力不可

能取代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的权力。他们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力图对具有破

坏性的无政府状态加以限制。和过去一样，无政府状态仍然是帝国体制的唯

一替换物。

上海的资产阶级和南京政府

在上海，组织得更好的更强有力的商界精英在摆脱了过去的束缚以后，

继续享受到租界内的安全和秩序。他们抓住革命提供的机会，力求实现其在

本地和全国的雄心。

在　１９１１　年帝国的驻军被打败以后，公共租界和华界里的主要商人毫不迟

疑地参加了陈其美将军组织的军政府。陈聘请总商会的董事们担任他的顾问

（虞洽卿和周舜卿）。他将财政事务付托银行家朱葆三和沈缦云等人主管，

并由一位买办郁屏翰协理；将商业管理交给船东兼工业家王一亭。市政管理

则归公共工程承包商李钟珏和粮商顾馨一负责，他们成了陈的顾问。②

上海地处中国沿海，有世界主义倾向，现代化，是最适合于资产阶级的

环境。置身其中的上海资产阶级竭力要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如果条

约口岸真像一些作者所说那样，是与内地互不交通的外国飞地，上海的商人

们也许就不会梦想把他们的活动推广到全中国了。但是沿海的经济却在相似

的程度上既指向内地又指向海外。其繁荣同样地既依赖于各省又依赖于同外

国的联系。这种经济上的一致性加强了民族统一的需要和愿望。上海的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