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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4部分（第5页）

的。另一方面，即令任何纯粹的民族资本确实存在，那也不能认为是民族主

义产生的主要条件。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中国企业家从与外国人的经济合作

中得到好处，他们自然就注定倾向妥协。因此，在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上海

总商会所采取的亲日立场，可以部分地用它的主席朱葆三和主要的董事们如

广州商人顾馨一、买办王一亭、宁波煤炭商人谢衡牕等人与日本财界和商界

的商业关系来解释。①但是，经济上的依赖并不总意味着政治上的屈从。就在

这同一时期，天津买办同业公会就是积极的反日分子天津商会副会长卞荫昌

②《宁波工厂周刊》，《期刊介绍》，3，第　289　页。

③《工界》，《期刊介绍》，3，第　301　页。

④胡适，《密勒氏评论报》，1920　年　7　月　10　日，第　324　页。

①《期刊介绍》，3，第　303　页。

②周秀鸾：《工业的发展》，第　80　页。

①《五四运动》，第　243—244　页。

的主要支持者。②因此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并不依赖于纯粹华资企业的发展。

各个商业和职业团体所发表的宣言和采取的立场表明，这一爱国主义分

裂成了激进与温和两翼。我们已经指出上海总商会在参加五四运动的问题上

表现得犹豫不决。当他们在　５　月　１３　日决定参加时，他们也是十分谨慎的：６

月　３　日，他们拒不批准由学生所发起的罢市。面对这样一个既成事实，商会

的主要考虑是维持秩序；商会的临时会长虞洽卿对军政当局要求商店开市的

努力从旁协助。６　月　９　日，商会正式宣布反对罢市：但是商人们没有服从这

个决定。在整个这段时期内别的组织在起带头作用。是上海商联会于　５　月　６

日致电共和国总统抗议凡尔赛和会的决定：学生们表达了全体国民之公

意……我们要求政府不要惩办他们，否则将在全国引起困难。③在　５　月　１０　日

的电报中，商联会进一步谴责了总商会的亲日立场。６　月　４　日，地区商会就

已讨论了罢市的计划。正是这些商人在　６　月　５　日自行决定关门罢市，并在门

上贴出启事：因外交失败，无心营业。④６　月　９　日，宁波、广州、山东帮会和

宁波同乡会措词尖刻地拒绝了总商会要求复工的呼吁。⑤

这些不同的联合会的积极参与和总商会的节制态度之间的差异，部分地

反映了它们社会组成的不同：银行家、买办、工业家和企业家为一方，商人、

小店主为另一方。但是现在只有极少数会员还能弄清姓名的这些联合会，到

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认为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一个特殊阶层呢？这个阶级

的结构还很不完善，其不同集团之间的联系很复杂。同一些人在积极的和保

守的两种类型的组织中担任首脑。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和作为它的主要董事之

一的虞洽卿同时也都是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