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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5部分（第4页）

①茹玄：《新银行团与经济瓜分》，《上海总商会月报》，1。6（1921　年　12　月），《言论》栏。

教育界和商会代表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时，蒋梦麟和余日章两位代表奉命去

华盛顿表示“民意”。②。这些区别于政府代表团的“国民”代表主要是教师，

但是这两位国民代表和商界都有密切关系。蒋是一位银行家的孙子，他家是

上海钱庄的股东。他在　１９１８　年和孙逸仙合作出版《中国的国际发展》时，就

对经济事务发生了兴趣。余日章作为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也和实业界的

领袖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作为议董（在上海工部局中代

表中国居民的利益），和银行家宋汉章、陈光甫，纱厂主穆藕初有联系，他

们全都是他的亲密同事。①

在华盛顿，国民代表们发挥了间接的但却是很积极的作用。他们捍卫了

中国对山东省的主权，要求恢复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后者是各金融团体和

商会所特别强调的。华盛顿会议部分地实现了中国民族主义者对它寄予的希

望。毫无疑问，这一成功更多地是由于世界列强外交战略互相冲突，而不是

中国国民外交动员的结果。“如果一只瞎猫抓住一只老鼠，那完全是由于运

气！”一位英国新闻工作者这样评论说。②但是，毕竟还是需要那只瞎猫把爪

子伸出去。中国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组织表现了它的存在和决心。正是这一

点导致英美外交将赌注押在它身上。

实际上，华盛顿会议以后，在华的外国外交官和企业家们加强了他们的

呼吁。“代表中国经济生活的人们有责任直接参加中国的政治改组。”——

新任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爵士在北京就任时这样说。③而汇丰银行总裁　Ａ．Ｏ．

兰则发表了如下的见解：“正是中国商界舆论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主要部分……

将证明它是不久将来的主要力量。”④太古洋行老板兼上海英国侨民组织的中

国协会主席　Ｅ．Ｆ．麦凯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主题。⑤提出这些呼吁的根据是，

据称各商埠“所有”商人的利益都是一致的：使经济发展陷于瘫痪的动乱停

止，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能从中同样得到好处。中国商人有责任保证外国人全

心全意祈求的中国政治改革的实现。这一改革的动力应来自内部，但也可从

外部加以支援。因此外国人向中国商人发出的这些敦促充满了各式各样提供

援助的建议。《字林西报》的社论作者建议：“一名具备良好资格的顾问，

在商界的支持下，能够代表一个诚实的政府很快地改组财政工作。”①而　Ｅ．Ｆ．

麦凯则预言，在清除了腐败的官僚以后，“商界将接管权力，必要时可由外

国顾问协助”。②

外国人小心翼翼地设法发动一场政治运动，他们急不可待地想要利用它

的潜在力量。动力似乎来自汉口，１９２２　年　１１　月在那里曾经开了一次万国公

民大会，他们并且和正在那里举行全国联席会年会的中国各商会的代表取得

联系。③双方就一个遣散军队和建立立宪政权的纲领达成了协议。资产阶级热

②《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始未记》，《上海总商会月报》，1。4（1921　年　10　月），《纪事》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