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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8部分（第2页）

１９２３　年秋季在广州发生的关余事件导致了孙逸仙与列强之间的直接对

抗。尽管几个月前临城事件造成了紧张气氛，资产阶级还是拒绝支持孙逸仙

的行动，因为他选作挑战的领域早已被资产阶级认为是他们的独占禁区。广

州政府发起的攻势实际上有使偿还内债的体制受到损害的危险。

在大战末期，海关税收的增加使每年都有大量结余，外国银行将这笔余

款交给中国的中央政府处理。１９１９　年广州军政府要求分得，而实际上也的确

分得了一部分（１３．７％）供自己使用。广州政府在　１９２０　年被驱逐，停止了这

项要求。孙逸仙在　１９２３　年　３　月重新掌权以后，他要求重新获得这笔款项，并

要求清偿欠款。但在此期间，１９２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中国总统已发布命令将全部

关余拨充偿付整理内债的基金。１９２３　年　９　月，外交团以遵守条约为借口向孙

逸仙提出警告：如果他要用武力夺取当地海关收入，列强就要用武力进行干

预。作为警告，是年　１２　月他们派遣　２３　艘炮舰驶入广州水域。

在这段时间里，资产阶级总是在思考他们当前所负责任的代价；上海和

天津的商会和金融团体请求孙逸仙不要危害他们的利益：“我公手创共和……

素以恤商为宗旨，务恳保全关税，以裕基金，不使商民损失”。①

虽然孙逸仙强调，内债是由北京政府安排的，广州不承认它的合法性，

银行家们却不愿卷入政治争论：“当时南方政府承认与否，以及北京政府发

②《为外人干预护路事致符领袖公使函》，《上海总商会月报》，3。9（1923　年　9　月），《会务记载》栏。

③（蔡）和森：《商人感觉到外国帝国主义助长中国内乱的第一声》，《向导周报》，44（1923　年　10　月

27　日），第　333　页。

①《银行界请孙文维持内债基金》，《银行月刊》，3。12（1923　年　12　月），《银行界消息汇闻》栏。

行该项公债时之用途如何，人民未便过问。关余既系整理公债基金之重要部

分，无论何方，稍涉牵动，人民血本所关，均不能予以承认”。

孙逸仙的共产党盟友站出来帮他说话。他们为他的政策辩护，力图提高

争论的层次以开导资产阶级，让他们认识自己的真正利益之所在，并将未来

发展的前景和眼前的利益作了对比：“孙中山氏的唯一政策，在收回关税主

权……此项政策不仅无丝毫损害商界银行界的意义，而且是专为国家的主权

和中流阶级的利益设定的……可怜的中国商人和银行家及一部分新闻记者，

未免太缺乏政治上的关心与常识”。①

但是中国商人却宁愿向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呼吁，请他“维护公共

信用”。②

如果说临城事件表明了中外合作的极限，那么关余事件则表明了资产阶

级民族主义的限度。在这一事件中，孙逸仙遭到强大的现代资产阶级——租

界里的商人和银行家——的反对，他们是政府债券的主要持有者。但是传统

的城市精英们的敌对情绪也同样强烈，在几个月以后的广州商团冲突中达到

了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