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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8部分（第4页）

资本家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同盟。但是与此同时，由廖仲恺召开的广州工人

代表大会要求政府禁止企业职工参加商团，并且为工人申请并得到了组织自

己的自卫民兵的权利。

以商人组织为一方和以革命政府与工会为另一方之间于　１９２４　年夏天爆

发的冲突，澄清了在自治口号中潜在的不同选择。保护地方权益的斗争一旦

和民主的概念混同在一起，它就显得只不过是保护那些精英们。口号中经常

提到的“人民”，只不过是少数债权人。正如上海资产阶级在　１９１２　年拒绝为

自己的国民政府的建立提供经费一样，１９２４　年广州资产阶级也拒绝为统一全

国的北伐承担费用。但是广东商人对孙逸仙的计划的反抗，却因他们对他的

亲共亲苏倾向深恶痛绝而加倍强烈。１９１２　年南京共和政府的失败，只反映了

它社会基础的狭小与孙逸仙的全国性雄心不相称，１９２４　年广州政府与商人间

的斗争所导致的武装冲突，却具有阶级战争的全部暴力特点。

城市精英们失去了他们在保卫自己利益中一直加以利用的群众支持，不

得不向外国人求援。广州商人在英国领事馆、汇丰银行和海关内为订购、付

款和进口武器以武装商团军而建立的广泛关系网，以及进行的狡猾阴谋，实

在惊人。大量武器的流入很自然地导致了最后的对抗。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政

府军粉碎了商团，广州西部商业区西关被纵火焚毁并遭到抢劫。

在中国，保卫自由和保卫地区特权是一回事，因此与省的自治相联系而

爆发阶级斗争，就不足为奇了。被共产党历史学称为法西斯分子的商团证明，

资产阶级对那些在他们看来是其地区利益的重大利益非常执着。但是不论

１９２４　年粉碎商团这一事件的意义多么重大，它还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在

次一年，当　１９２５　年的五卅运动在中国所有主要城市爆发时，资产阶级和革命

之间的关系问题就上升到全国性的规模了。

和　１９１９　年的五四运动一样，１９２５　年的五卅运动也是在民族主义和反对

帝国主义的旗帜下开展起来的。它开始于一个地区性事件：一名在上海的日

本纱厂的罢工工人之死和对悼念他的示威游行的血腥镇压。它迅速蔓延到中

国其他地区，同样严重的事件于　６　月　１２　日在汉口爆发，６　月　２３　日在广州爆

发。它是外国势力在中国存在的结果，是条约强加的统治以及租界行政管理

的结果。

由总商会于　１９２５　年　６　月提出　１３　条要求，作为北京政府特派员和外交使

团代表之间谈判的基础，除要求惩办有关人员和赔偿牺牲者的损失以外，还

提出以下要求：将会审公廨的司法权归还中国（第　６　条），中国居民派代表

参加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第　９　条），将越界所筑之路归还中国当局（第　１０

条），取消关于扩大港口权限和检查权的法令的计划（第　１１　条）。但是示威

者和中国报纸（特别是此时在工厂、学校和军队中获得了很大成功的地下报

纸）①却走得更远：他们要求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向英国和日本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