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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1部分（第2页）

提供虚幻的保护。中国商人发现他们和自己上个世纪的前辈们一样，在官僚

机器与日俱增的压力下毫无防卫能力。

资产阶级：牺牲者还是同谋者？

资本家们对所遭受的剥削和屈辱提出了抗议。１９２８　年夏，北伐结束以

后，他们因政治上一定程度的缓和而感到欣喜，并受到当时任财政部长的宋

子文的庇护：他们能够向全国经济会议（１９２８　年　６　月）和全国财政会议（１９２８

年　７　月）提出自己的不满和要求。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改组后的全国商联会要求由

他们的代表在立法院中占有　５　个席位。商人们甚至威胁，如果不满足他们的

要求，就要停止向政府提供贷款。①

紧接上海总商会改组之后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１９２９　年　３　月）

制止住了这些资产阶级闹独立性的表现，而资产阶级也好像放弃了一切反抗

的企图。国民党向资产阶级施加的种种压力是否足以解释这种消极的态度

呢？我们能不能够不重新提出这个政权的资产阶级基础这一论点，而像　Ｊ．费

尤米斯那样，相信国民党给了资本家们足够的补偿——至少是对他们中的一

部分人——从而才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呢？②

在企业家中，这个政权对银行家们的个人事业和经济利益尽力最多。在

民国初年，北京的银行家们与各政治和行政派系关系密切，靠公债发了财。

１９２７　年末，轮到一直珍视自己独立性的上海银行家们通过公债成为主要贷款

人了，并由此而将他们的事业和蒋介石联系在一起。从　１９２７　年到　１９３１　年，

政府所借的多达　１０　亿元的内债中，大多数（５０％至　７５％）是他们提供的。

政府出售债券的价格远远低于其票面值，使各银行得到的实际利润约达　２０

％，大大高于　８．６％的官方利率。这个政权的头几年是银行业的繁荣时期。

但是在　１９３１　年至　１９３２　年的危机时期，市场饱和、日本侵占满洲和政治不稳

①贝热尔：《“另一个中国”：1919　至　1949　年的上海》。

②科布尔：《国民党政权》，第　1　—　2　页。

①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　4　章。

②费尤史密斯：《商人联合会》。

定，导致了公债价格暴跌。接着，在　１９３６　年，政府又强行规定偿还公债打折

扣。同时，政府通过　１９３５　年实施的币制改革和在银行业的突然行动，控制了

主要信贷所，此后一律由国民党官员管理。

一部分银行家由于早已丧失了许多特权，又没有任何进行其他活动的途

径，只好选择投身政府上层的道路。吴鼎昌（１８８４—１９５０　年），就是一例。

他于　１９１２　年在中国银行开始他的事业，曾进行过有利于私股的改革，并按照

美国模式改组私营银行，将　它们的资源集中到四行储蓄会。但在　１９３５　年，他

断绝了和私人企业的一切联系，当了实业部长，其后在　１９３７　年又就任贵州省

主席。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