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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2部分（第2页）

１１　月银行的准国有化本身并不等于对主要经济活动的控制，因为在中国，现

代金融部门的兴起主要是靠公共开支提供资金，而不是靠生产投资。但是银

行国有化却大大地增加了政府干预工商业的机会。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工

商界自己要求政府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最初采取贷款的形式：迟至　１９３５　年才

成立并在杜月笙控制下的工商业救济贷款委员会，分配了　２０００　万元的贷款。

①于是中国银行在新任董事宋子文的推动下，控制了大约　１５　家纺纱厂（总计

约占中国纱锭数的　１３％），并将其干预扩展到轻工业的各个领域：卷烟，面

粉，稻米的加工与贸易。

在孔祥熙控制下的中央银行相对来说不那么活跃。但是在这两个例子

中，公私利益都错纵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例如，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是一家私

人企业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主要股东，这家公司创建于　１９３４　年，为中国企业吸

引外国投资，在　１９３５　年以后其主要任务是在国营银行和主持主要发展项目的

政府机构——如财政部和全国经济委员会——之间充当中介人。后来发现这

两位高级官员和他们的家族也进行私人投资。孔祥熙联合杜月笙一起创办的

启新公司对公债、黄金、棉花和面粉进行投机。此外还有很多合营公司。其

中有些是赎买处境困难的私营企业的产物，例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到　１９３７

年末宋子文成了该公司最大的股东。其中还有许多——中国植物油料公司，

中国茶叶公司，上海中心渔业市场——则是　１９３６　至　１９３７　年任实业部长的吴

鼎昌直接组织的，它们都得到各省政府的合作，并由通常属于政府几个派系

建国成就，1927—1937　年：财政和经济记录》。

①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　267—271　页。

的私人资本家予以财政支持。这些公司能得到财政津贴，享有垄断权和其他

特权，常常挤垮与之竞争的私营企业。①

只有蒋介石和军事委员会直接权力之下的资源委员会采用了没收的政

策，其结果是大部分重工业和采矿业都由政府控制。

严格说来，经济的公有部门仍旧是有限的。但是不能将不属于公有部门

的工商企业看作纯粹私有部门的组成部分。在这些企业中，握有各式股权的

政府高级官员们所起的作用使它们的性质很不明确，这是官僚资本主义的特

点。尽管国家利益和官吏们的私利之间存在舞弊和混乱，遭到历史学家们的

普遍谴责，却不能据此而给这种体制下定义。而且和　１９　世纪“官督商办”企

业的相似之处也只能说明部分问题。１９３０　年的官僚们和　１８８０　年的清代官吏

事实上是完全不同的。尽管有些人想在吴鼎昌与清代总督之间寻找相似之

处，但发展后面的动力却来自中央，而且只限于少数最高级官员（即使不限

于共产党史学至今仍然坚持的宋、孔、蒋、陈四大家族）。他们当中最活跃

的人物都曾在外国受过教育，对现代世界及其工业与财政方法的了解，胜过

他们的清朝先辈，不可相比。这个官僚集团（至少包括中央政府的上层）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