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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把瘾就死（第2页）

连杜梅也仿佛蓦地消失在黑夜之中，再没有消息。

我在十米高空向下面的黑暗中呼喊吴林栋，没人回答。我再三喊，又喊杜梅，同样得不到回答。我感觉就像他们俩共同策划一场恶作剧，把我孤零零地抛在高台上，而他们却手携手地在夜色掩护下溜走了。

第二天天亮，我才重新看见他们。第一缕阳光射进干涸的池底，很快充满了整个凹陷的池子，明亮的光波在雪白的瓷砖池壁跳跃，画出一道道强烈生动的流漾的线条。

吴林栋脸朝下伸开四肢一动不动地趴在池底，如同全身涂满了紫药水，在阳光下仿佛是一个皮肤油亮的男人在酣睡。

他浑身上下的每一根血管都摔裂了，心脏也像一个气球炸开了。每一个关节、每一块骨头都摔得粉碎，以至后来人们把他捞上来时不得不用一块塑料布兜着像兜起一大摊鼻涕。

杜梅坐在游泳池边，迷惘地看着我，好像这事是我干的，而她怎么也想不通我为什么要这么干。

我抖得像个桑巴舞女演员，牙齿为周身韵律打着节拍。我从跳台的梯子上是蹲着屁股朝后爬下来的，脚软得像耳朵一样撑不住任何东西，直到踩着了地面仍感到随时都会扑地而死。

我的脚能走路时我就自己走了。

差不多在整个夏天已经过去的时候，我才再次见到杜梅，那时我已经能绘声绘色不厌其详地对别人讲述吴林栋的死亡之夜了。

潘佑军来找我，他使他的女朋友怀了孕。这是他第一次让人受孕，不免有些惊慌，央我陪他一起处理善后，两个男人同时出面总可以减轻一些当事人的羞愧。

那天早晨，我陪着他和他那个薄有姿色的女友去一家军队医院找人。

我们来到病房大楼后面的单身宿舍，一直上了三楼。这是一幢有上百个房间和很宽很昏暗的走廊的老式楼房，一字排开的数扇大玻璃门上镶有沉重粗大布满锈蚀的铜扶手，很像五十年代的驻军司令部。

三楼住的都是女兵，这从每个房间门上挂着的不同花色的门帘可以看出。大多数房间的门都是敞开的，有风从朝北的那排窗户吹进来，我们从走廊穿过时，南面一侧的房间门帘纷纷飘舞，如同一排纷飞的旌旗。

潘佑军在一扇关着的门前敲门，敲了半天才听到里边有女子慵懒的声音问：“谁呀？”

“我。”潘佑军说。

片刻，听到里边问：“几个人呀？”

“就我。”潘佑军看我一眼，又说，“还有个朋友。”

“进来吧。”里边道。

潘佑军和他的女友推门进去了，我知趣地等在走廊里。一个头发蓬乱的姑娘穿着睡裙迷迷糊糊从厕所出来，看我一眼，进了隔壁房间用力把门摔上。

潘佑军探头出来，叫我也进去。

我往屋里走，一阵风吹来，门帘呼地兜头包住我的脸，使我看上去像个蒙面大盗。我一把扯开贴在脸上的门帘，看到杜梅坐在被窝里正望着我。

“我把她叫来，让她领你们去产科。”她转脸对潘佑军说。

然后眼睛盯着门口，坐在床上一声一声沉静地叫：

“贾玲，贾玲！”

叫了几声，没有回音，她便攥起瘦削的拳头“咚咚”砸墙，又拿起床头的一把梳子敲暖气管子。

隔墙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大叫：“贾玲不在，出去了。”

“产科门诊今天谁值班？”杜梅看着墙上的美女年历斜着眼珠仿佛失神地问隔壁。

“不知道。”隔壁回答。

杜梅掀被下床，一边梳头一边对我们说：“我领你们去吧。”

她在睡裙上面套了一件衬衫，扎了把头发，穿着拖鞋引我们出了门。自己走在前面，一手食指转着钥匙环，一边不住地打哈欠，偶尔用手遮口，低着头踢踢踏踏地走，看到太阳便仰脸眯起眼。

门诊大楼里病人不少，到处是拿着病历候诊的委靡不振的军官和士兵，还有很多家属和地方病人，时而人们闪开一条路，让个把身着便衣由年轻战士搀扶的退休将军颤巍巍地通过。

杜梅领我们到挂号室门前，自己进去替我们挂了个号，拿了一份空白病历出来问女的姓名，潘佑军胡乱编了个名字，她随手写上，又随便填了其他栏目，领着我们去妇产科。

她进了妇科诊室，把病历放到一个正在写诊断的老年女大夫面前。女大夫的表情很不耐烦，她全然视若无睹，和颜悦色地和女大夫讲，女大夫显然拒绝了她的要求，掉头自顾自地继续给一个孕妇看病。

杜梅拿着病历站在一边，耐心地等到对桌的一个中年男大夫看完病人，又凑过去和这位男大夫嘀嘀咕咕地说什么，一会儿出来叫潘佑军的女朋友进去。

那个男大夫站起来把潘佑军的女朋友引到里边诊床上去。

“今天能做吗？”潘佑军问杜梅。

“做不了，还得再约。”杜梅坐到一排大肚子“蝈蝈”中间向走廊两头东张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