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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4页）

等其他初级产品扩展。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里，“公平交易”（fair　trade）越来越成为

一种与“自由交易”（free　trade）相对应的一种制衡性市场力量。

“消费者行动主义”（consumer　activism）不是一种全新的事物。用集体购买力来表达政

治意见、改善社会状况，有“源远流长”的传统。早在南北战争以前，就有一些废奴活动家组

织“自由产品商店”，只卖自由民生产的产品。上个世纪

30年代的时候，为了反对日本侵华，

美国就已经有了“抵制日货”运动。现在，在这个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许多美国消费者“喝

水不忘挖井人”，“喝咖啡不忘种咖啡人”，是对这种“消费者行动主义”传统的延续。实际上，

“咖啡公平交易”运动只是更大的“公平交易”运动中的一支，与之呼应的，还有“反对服装制

品血汗工厂”运动等等――其中有一些运动，针对的恰恰是保护中国东南沿海一些血汗工厂

里的“打工仔”和“打工妹”。

许多人观察美国社会时，容易强调其霸权主义、商业主义的一面，却不大重视这个国家源远

流长的“理想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完全社会自发的、为万里之外的拉美农民、中国民工权利

而斗争的“公平交易运动”正是这个“理想主义”传统的一个小小注释。当然，“理想主义”要真

正成为一种社会力量，是需要一定的政治、社会基础的，比如

NGO的高度发达，比如一定

的经济发展水平。

不过，对这些运动的效果不能过高估计。毕竟，商家也好，消费者也好，主要是

“经济人”――

他们可以为“公平咖啡”付稍高的价格，但是不可能高到“亏本”或者“无法承受”的地步。就拿

星巴克来说，“公平咖啡”仍然只占其咖啡总购买量的一小部分，而且其价格差大多转嫁给了

消费者。如果让完全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来判断，他甚至可以批评说，“公开交易

证书”体制实际上是扰乱了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信号，从而破坏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但是，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不可能因为价格信号而一夜完成，传统的经济模式，社会结构，

环境资源禀赋、政治条件、信息成本等等都可能顽强地抵制价格信号，这就决定了经济的转

型会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给相对脆弱的初级产品生产者适当的道义帮

助，虽然不一定是最“理性”的“经济行为”，却可能是最

“道义”的“社会行为”。毕竟，在一个

我喝的咖啡可能是一个哥伦比亚农民生产的、你开发的软件用户可能是一个英国学者、他生

产的牛仔裤将要被一个乌克兰大学生穿上的全球化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道义联系也应当与

经济联系的强化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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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在中国听见熟人朋友说“中国什么都便宜”，“雇一个保姆才

XX钱”，“按摩一个小时才

XX钱”，“买一斤蔬菜才

XX钱”，我都不知道该高兴还是难过。从消费者“利益”的角度来说，

当然很高兴。但是从“消费者责任”的角度来说，我又深感不安。有时候，我会感到奇怪，当

爱国愤青们对“购买日货就是支持日本军国主义”这种似是而非的逻辑而热血沸腾时，为什么

这个国家里没有更多的消费者，对更显然的“消费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