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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第4页）

笔合在一起，１９２１　年未归还的余额将近　１０　亿元。①这些债务全部用关税收入

或盐务收入担保，或者用两者担保，并且不间断地支付本利。

除了铁路贷款外，这些外国资金对中国经济没有作出贡献。用于赔款的

贷款和义和团起事后的债务是纯支出，而其他的债大部分用于北京政府非生

产性的行政和军事需要。外国的债主自认为在支撑中央政府，或者支持某个

特定派别反对它的对手。他们在上海的银行作为归还借款担保的关税收入和

盐务收入的收存行，以及从它们对外汇市场（中国的白银在那里折换成借款

合约中规定的黄金归还款）的控制中，获得了利益。他们也许取得了对北京

的一定的政治影响；甚至不包括庚子赔款，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中国每年

支付的外债利息和分期偿还的外债，至少相当于贫困的中国中央政府收入的

１／４　或　１／３。（民国初期的财政资料依然是一个未经研究的领域。）

对民国初期中国的外债所能讲的好话大概是，按人头算，１９２１　年也许是

①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　年》；《中华年鉴，1923　年》，第　713—727、744—748

页。

每人三元，按照国际标准，这算是低的。

总的来说，外国人的经济收益（部分地以其特权地位为基础，并靠这种

特权地位成倍增长）并没有绝对地减少了中国的经济福利。相反，中国土生

土长的现代化——即开始出现了与“高度平衡的陷阱”的决裂，这种平衡的

陷阱使中国经济在低水平的总产量上徘徊不前——只是在对进口货和对外国

在华的制造业的外来冲击作出反应时才开始的。②贸易、外国在制造业和运输

业中的投资以及技术的引进，使中国的经济产生了绝对的收益，尽管国民生

产的增长是缓慢的，它的社会分配是有问题的。在一个不同的政治背景下，

即如果中国由一个有效率的中央政府管理，那么对外贸易和外国制造业与国

内经济中华资部类的逆向联系和顺向联系，无疑地本来可以更多。无论如何，

外国的经济存在只是促使中国政体虚弱的一个——而且不是主要的一个——

因素。

②见罗伯特？F。德恩伯格：《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840—1949　年》，载珀金斯编：《中国的

现代经济》，第　19—47　页。

第　４　章　　革命后的政治风云：袁世觊时期，１９１２—１９１６　年

对辛亥革命后的最初几年，即袁世凯任中国第一个共和国的总统的那几

年（１９１２—１９１６　年），可以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进行探讨。一种是强调军

阀主义开始了：政治统一解体，军事统治出现，一种不讲道德的、背信弃义

的溃散情绪在当权者中间蔓延。这种观点认为，革命的胜利，即使在胜利的

当时，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１９１２　年　２　月，当庄严的统治权从未成年的清代

皇帝及其朝廷手中传给袁世凯的时候，中国丧失了强有力的政治一体化的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