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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部分（第1页）

致意见而起教育作用的和表达意见的工具。因此，它被认为是对官僚主义当

然的弊病——为从上而来的命令主义所掩盖的隔阂；伴有从下而来的隐蔽批

评的顺从——的一种矫正办法。其目的在较小程度上是导致统治者和被统治

者之间身分地位形式上的平等，在较大程度上是导致他们之间认识和意向的

一致。

经过这样的理想化，中国的改良主义者把立宪制度看作自然而然地适合

于高度发展的社会群体的政治形式。谭嗣同以一种特别有力的方式，对这种

民主政治形式结构上的集体主义作了说明。他建议，改革议程的问题要由自

愿的“学会”网络，而不是由纯政治性的议院着手制订，学会代表社会中的

职业集团，如：农民、艺术家、商人、学生、官员等。在把学识与行动联系

起来的情况下，在具有天然一致意向的人们当中，这将为共同的文明事业提

供一个论坛。他想象说：“疏者以亲，滞者以达，塞者以流，离者以合，幽

者以明，羸者以强；又多报章，导之使言，毋令少有壅蔽。”①

以这种和谐的眼光来观察，民主在改良主义者心目中类似于源自古代的

乌托邦政治模式。康和谭都认为孔子是个维新者，不仅因为他理解顺应变化

的原则，而且因为他赞同以古代贤明帝王尧、舜和周公为榜样的、由有德之

①谭嗣同：《治事篇》，重印，载杨家骆编：《戊戌变法文献汇编》，3，第　83—92　页，见第　86　页。

人统治的“民主”理想。梁启超还提出了孟子看法中关于“民主精神”的更

强有力的主张，天命最终由人民决定；而其他一些人甚至推测议会在周朝实

际存在过。对严复来说，老子则是关于个人独立的民主精神和社会“让步”

的古代源泉。

西方学者常常把这种类比看作是由文化上的民族主义——找出西方文化

受到赞赏方面的中国本国“相当物”的愿望——激发的。在那个时代的保守

的中国人当中，这种类比被指责为这样一种努力，即靠给新观念披上本国外

衣而为它们获取声望；而后来的中国急进分子则把这种类比当作伪装的传统

主义而予以屏弃。不过，在康梁集团本身之内，恰恰就在改良主义者们寻找

这些迷人的古代类比时，承认了进化论。他们说，他们在古代文化中所赞赏

的，是历史将要实现和完成的完美道德理想的早期形式中的潜在精华。例如

严复和梁启超都明确地承认，孟子的民本主义更多是家长统治式的而不是分

享式的，他们也确信，不管中国或希腊的“古代民主”的“萌芽”是怎样的，

它们也是通过历史进化的逻辑，才与只是目前才在现代社会中出现的成熟的

民主政治体制有机地联系起来。

中国人最早对“西方”的发现，曾导致进化论作为一种改良哲学而在中

国出现。进化论本身，由于把西方与其所象征的未来和有关道德目的的目的

论等同起来，助长了关于西方制度的乌托邦观点。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直到　１９１９　年的五四运动，科学和民主仍然是西方文明最受赞美的方面。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