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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部分（第2页）

同时，发展的目的继续与本国的“大同”乌托邦理想相联系：不仅要创造财

富，而且要共同分享财富；如果不是照字面的意思，那么通过形成一种共同

体的新的心理凝聚力，也将导致身份等级制度的消除；使个人道德上的自我

实现成为可能。

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文明，在其空前地对中国进行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

却是这种赞美的对象，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概略地记述了新世界主义

世界观的同一改良报刊，也分析了　１８９５　年以来远东力量平衡的危险的改变。

在这里，“西方”支持扩张主义者“争夺租借地”——以一种绝不是友好的

观点——于是康梁集团都深深地卷入了民族抵抗的政治斗争。

然而，改良主义者们关于帝国主义的评述，却是自我批判的多，而反西

方的少。就国内而言，改良主义者希望朝廷上保守的“清议派”的好战的“驱

逐蛮夷”政策信誉扫地，它应对近期的军事失败负责。不过，除此而外也无

法回避文化上的亲西方主义和外交事务上的迁就——认为是中国人而不是外

国人对危机要负主要责任——之间的逻辑联系。改良民族主义者的宣传反复

谈论要从像波斯或土耳其这样已经垮台的帝国的历史，和从像波兰人、爱尔

兰人或美洲印第安人这样“失去家园”的民族的历史中吸取客观教训——所

有这些社会机体都被看作在进化的斗争中已经失败了。潜在的启示是中国的

问题在于内部。

１８９５　年，严复坦率地说，西方人最初来中国并没有损害人的意图。谭嗣

同提出了一种微妙的关于帝国主义毒害的理论，指出西方强大而公正的国家

急于医治一个病中的中国，采取了欺骗和胁迫的方法，这些方法有变成他们

习惯的行为方式的危险——先在国外，但接着也在国内。可是，甚至这种有

眼光的关于强者堕落的说明也是与对弱者的批评一道提出的，弱者作为方便

的目标，在被指控犯罪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他们自己的牵连。如果严复看作

强有力民族的标志的“力、德、智”的结合，被认为是以内部变动为条件的

一种综合，那么对大多数改良主义者来说，所有部分的相互依存仍然是不言

自明的。儒家思想曾教导说，道德和力量来自同一个源泉。西方的实力可能

与西方民族达到的文化水平有联系。中国的改良主义者因他们软弱无力而责

备自己，一方面在内在的发展势头中，另一方面在他们自己心理上自我更新

的努力中寻找补救的办法。

而且，在　１８９８　年“争夺租借地”和　１９００　年义和团灾难过去之后，慈禧

太后终于在　１９０１　年责成朝廷进行改革，使内部发展的前景终于呈现出希望。

尽管来自西方列强的危险继续存在，但国家却显露出要沿着明治时期开辟的

路线对它自身的现代化开始认真追求。虽然广大读者总是或多或少地对满族

朝廷所指导的变革速度感到不耐烦，但对现代文明日益增长的热情，通过新

的大众出版物表现了出来。一种被广泛阅读的、１９０３　年连载的小说肯定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