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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部分（第2页）

社会制度中必然处于变化开始发生的地位。另外一些人则确定自私道德上的

根源在于家庭所产生的特殊的联系。他们全都说明了家庭的中心地位——对

他们自身的经验来说，因而也对任何关于人类幸福可能模式的乌托邦观点来

说。

在要求人际关系的革命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追随康有为和谭嗣

同，他们曾预言最终将“摆脱”儒家仪式主义的“罗网”。康有为最早的哲

学手稿（在日期上早于他的大同进化学说至少　１０　年），强调个人“自主”是

人类本性的一个主要方面，这种本性只有在平等主义的人际关系框架中才能

得到外部的表现。①在《大同书》关于家庭的部分中（上述手稿是这些部分最

①刘师培：《人类均力论》，《天义》，第　27—28　页。

①李三宝：《康有为对传统观念的攻击：其早期著作的解释和翻译，1884—1887　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博

早的来源），康从未否认强加给子女的孝道是回报父母养育他们的一种绝对

的道德义务。但是，他把这种义务看成沉重精神痛苦的根源，只有当“人无

出家之忍而有去家之乐”②时，这种痛苦才能减轻。康的乌托邦的许多重要社

会事业机构，如它的公共托儿所、医院、学校和养老院，都是一些起替代作

用的组织，这些组织将以一种避开私人依赖、因而只留下普及了的公共情义

感的方式，提供历史上由家庭履行的服务。“未曾施恩受恩，自不为背恩”。

①

康有为认为，如果心理上不能忍受不相称的赐惠和受惠的关系，那么道

义上的束缚就将导致人际关系中的等级制度。这就是他谴责儒家的基本道德

“义”是所有不平等的根源所包含的意义。②另一方面，谭嗣同把儒家的家庭

率直地描述成一种“上以制其下”的压迫制度。③两人都把家庭中身份尊卑不

同的相互依存关系看作道德的败坏，只不过对康来说，这种败坏是以内疚为

基础，而对谭来说其根源则是暴虐。康呼吁从相互义务的负担中获得自由，

谭呼吁从奴隶从属关系中求得解放，其间存在着心理反抗和政治造反之间的

潜在差别。

虽然这两种原理都存在于无政府主义者对家庭制度的攻击中，但后来的

乌托邦主义者倾向于遵循谭关于家庭关系的政治模式。他们断言，家庭关系

与其说是基于正常的道德情感，不如说完全是事实上的安排。“故父愿其子

孝，且用强迫威骇以得之，而子变为奴隶禽兽矣。故孝者，父之利也。子欲

其父慈，欲其有利于己……则父母为马牛……故慈者，子之私利也。”④按照

李石曾所指出的，这是亲属关系的功利主义的本质，儒家主义者却习惯于以

谈论“恕”和“人情”来掩饰这种本质。而且，这些相互依赖和奴役的功利

主义安排是建立在“强迫威骇”基础之上。因此，家族主义的政治化模式作

为一种严酷的压迫，必须通过号召反叛，通过肯定“强权”是外在和人为地

强加的信念，加以对抗。在这种意义上，当前这种强与弱为了霸权而揪扭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