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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部分（第4页）

是第　10　章。

主义的观念。当把这种观念应用于国家冲突时，这种观念便表现出更加激进

更为可怖的面目。当然，作为进步动力的集体斗争的主题最终将在马克思列

宁主义中找到一种不同的新的体现方式。

对于根据现代西方背景可能想象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经济上的个人主义

主张，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点也不赞成。从一开始，它就不能阻止人们

对于现代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兴趣或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批判的兴趣。

在精神上，康有为的乌托邦想象无疑是“趋向社会主义的”。梁启超既是他

先前的导师康有为的代言人，也是严复的代言人，后来变得有点前后矛盾，

他是中国讨论社会主义和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批判的第一人。严复本人

提倡亚当？斯密学说，并不是由于热烈赞成古典经济学的原理，而是出于一

种“现实主义的”想象，资本主义是实现工业发展的进化动力。１９０５　年以后，

梁启超在和革命者争论的过程中回到了这种看法，不过他仍然对下述想法感

到兴趣：和自由主义相比，国家社会主义能够控制和加强经济，与此同时还

能消灭经济上的不平等，可以使中国在错综复杂国际事务中成为更有力的战

斗者；自由主义由于强调引起分裂的个人和集团的利益，最终只能削弱国家。

无论是否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在一起，事实上，伴随对于社会主义的

兴趣出现了一种对中国过去略为温和的态度，这种态度似乎和上述对过去的

控诉正好相反；与这种态度相联系，开始站在“更高的”立场上对当代进行

反资本主义的批判。如梁启超和孙逸仙坚持认为的那样，在中国，人们总是

以为统治阶级会关心民众的生活。中国从未经历过以尖锐的阶级差别为标志

的真正达尔文主义的西方历史。中国将来有可能利用“落后的有利方面”（后

来反映于毛泽东关于中国“一穷二白”的想法）以避免西方资本主义某些极

为可怕的后果。严复仍然比较坚定地相信斯宾塞给予他的启示，依旧认为，

被认定为西方历史标志的严酷冲突、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竞争正足以证明西

方文明更为合理。中国需要集体的活力，也需要个人的活力。

革命

２０　世纪的头　１０　年也显示了另外一个主题——革命的主题的强有力的影

响。革命这概念是指在性质上完全与现存社会－政治秩序决裂的那种集体行

动，它无疑是以进步的观念作为基础，不过在某些方面，它似乎很可能与西

方　１８　世纪的思想有联系，而不是与　１９　世纪渐进的进化或历史的发展观念有

联系。中国的革命者，如孙逸仙和本世纪初在日本的革命学生，总是以一种

混杂着　１８　世纪西方观念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言词的语言来发表言论。

在对待历史方面，严复和梁启超（他的言词再次是不那么前后一致的）

显示出某种民粹思想。他们痛恨传统文化束缚民众的创造力和才能；但是，

受到束缚的民众的潜力只要在一个先驱的指导下，经过长期而有条理的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