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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部分（第5页）

发展过程就能发挥出来。人们没有理由相信，一旦旧社会的障碍被革命性的

变化所排除，潜在于表面之下的民众智慧就能显露。作为一个整体，革命者

们总是议论纷纷。孙逸仙也早有准备，认为中国民众事实上已有“村社民主”

的根基，一旦赶走满族压迫者，它就可以为民主提供坚实的基础。其他的人

则认为，进化的力量只有通过革命才能释放出来。邹容在其所著《革命军》

中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后来中国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了解

的“实证进化论”和“辩证革命论”之间的区分，对他们来说却完全是模糊

不清的。应当补充，革命的结果被想象成民主共和政体——尽管是带有“社

会主义”因素的民主共和政体。

中国的革命者从一开始便面临同样的列宁主义的困境。革命是否是时机

一到就会发生的客观事件？它是否需要革命分子和英雄们组成的先锋队？和

大多数革命的俄国同龄人一样，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受这些俄国人的影响，

他们当然很快就相信，革命要有革命的领导人。年轻的革命者因而不仅要寻

求民族需要这一答案，而且要寻求作为个人的他们自己的新形象。严复和梁

启超的新人就是具有生产能力的经过训练的“现代人”——新社会的自信的

工程技术人员、实业家、专门职业者。不过，对于现存秩序的否定既使这种

观念有可能产生，也使得一种有关个人的更浪漫的看法有可能产生，这种浪

漫的看法强调解放人的感情体验能力。本世纪初林纾的西方文学作品的译文

展现出丰富的感情体验的图景——爱情、冒险、英雄主义的图景。①这种新的

感情和革命英雄主义形象的融合，作为自我实现的一种模式，在著名的革命

烈士秋瑾、吴樾、陈天华这样一些人身上很容易看到。

如上所述，不管就改良者还是就革命者来说，这种新的理想一点也没有

涉及对整个文化遗产的“全盘”否定。就在年轻的革命者反对由来已久的儒

家传统制度时，他们在更广泛的传统中也有其坚实的根源。在他们心里，游

侠传统、明代英雄义士的传统、清初不合作者的传统，和俄国民粹主义恐怖

分子的榜样以及像拜伦那样的诗人－反抗者的形象都混杂在一起。人们无须怀

疑他们是真诚地献身于革命事业，但是革命也已成为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模

式。

我们不仅在革命者对事物的看法中发现了强有力的传统成分，我们甚至

发现，革命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必将成为与整个文化有关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中

心（尽管改良者也加入了），这种民族主义和严复从根本上反对传统观念的

①李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