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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9部分（第2页）

①详细的分析，参看　M。克莱尔？贝热尔：《“另一个中国”：1919　至　1949　年的上海》，载　C。豪编的《上

海，一个亚洲大城市的革命和发展》。

②费惟恺：《外国在华的存在》（本书第　3　章）。

③约翰？勒斯特：《苏报案：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早期的一段插曲》，《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学报》，27。2

（1964　年），第　408—429　页。

１９１１　年：不明显的资产阶级革命

１９１１　年真有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吗？

让我们首先抛弃一种或多或少被广泛接受的假说：１９１１　年的革命不是一

次资产阶级革命。在　１９４９　年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将他们的历史用马克思

主义的词汇重新作了解释，把　１９１１　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或多或少地描写

为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资产阶级阶段，把资产阶级设

想成这次革命的指导者和主要受益者。这不是事实——除非极其广泛地将资

产阶级定义为除工商界和城市知识分子之外，也包括高级官吏、地主、军官、

秘密社会和各种武装集团的头子们在内。这些成分的特点和本性与这种看法

是不相容的，这样会把资产阶级等同于基本上属于农业的和带传统性的统治

阶级。①如果根据更严格的定义，将城市资产阶级限定为和现代工商业相联系

的阶级，那么它显然在　１９１１　年的事件中只起了次要的作用。这第一次革命—

—地方精英们所领导的武装起义和暴动，越出了资产阶级并脱离了它的控

制。②

在这次革命成功之后，资产阶级曾企图利用这一局势为自己谋取好处，

但只获得了一半的成功。它成功地取得了对它的基本利益的尊重，但除了在

局部地区以外，却未能夺取到权力。

虽然不能把辛亥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事实上它仍然在资产阶级的命

运中起了重要作用。它是资产阶级第一次卷入政治，正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

台——有人评论这第一次亮相说：“当前的革命清楚地指明了强大的商人阶

层通过商会这个中介采取行动所表现出的影响和稳定”。①但是在这一特定时

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还很脆弱，现代经济还很不发达，并且大部分掌握

在外国资本集团手里。资产阶级的社会界限还不明确：它因和官僚集团重新

言归于好而增强了力量，但却削弱了它的独立性。那么，它的政治作用的重

要性是从何而来的呢？

１９１２　年，农商部列举了　７９４　个主要和次要的商会，计有　１９６６３６　个会员。

②由于商会的会员既包括个人，也包括为数众多的由个人代表的社团、同业公

会或者公司，因此加入商会的商人——作为个人或者通过他们指定的代表—

—人数显然比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要多得多。如果连家属也算在内，商人阶

级中最富有最受尊重的部分必然已超过　１５０　至　２００　万人，几乎占总人口的　０．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