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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9部分（第3页）

％。这个百分比看起来并不大。但是与统治阶级中的其他集团相比，商人的

数目就比军官（１７０００）、③

学生（３００００）、归国留学生（３５０００）、④官员（５００００），

甚至比上层绅士（２０００００）⑤都多得多。商会多达　７９４　个，说明商人阶级遍布

①M。克莱尔？贝热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历史评论》，230（1963　年

10—12　月），第　403—436　页。

②M。克莱尔？贝热尔：《资产阶级的作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年》，

第　229—295　页。

①《北华捷报》，1913　年　11　月　1　日，第　352　页。

②参看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第　380　页。

③张仲礼：《中国士绅：对其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之研究》，第　117—120　页。

④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　年》，第　367、64、73　页。

⑤参阅本页注　3。

全国。由于上述原因（发财致富的新机会，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保障），大多

数最有活力、最富有的商人都聚居在大条约口岸，尤其是上海——这些人最

直接地参与现代社会。虽然在全人口中只占少数，商人阶级却是统治集团中

人数最多的阶级之一。和绅士阶级联合在一起，这个阶级主要指占主导地位

的条约口岸新的现代化中国的精英。

在那个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打算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也可看作一种由意

识形态所决定的现象。这个阶级的出现正值自西方引进的民主思想和民族主

义在全国传播，在　１８　至　１９　世纪的西方，这些思想的形成一般是和民族资产

阶级取得政权联系在一起的。作为由青年知识分子和部分新军军官介绍进来

的思想体系（不是没有歪曲和遗漏）的继承者，中国资产阶级力图将这种引

进的意识形态与本国的实际联系起来。反清领袖们所宣扬的民主、宪政和民

族主义正与资产阶级的愿望吻合，使他们急速觉悟的过程相应地加快了。

资产阶级十分活跃地支持反对派。改良派和革命派同样从他们的支持中

得到好处。当意识形态正在摸索中形成的时候，当纲领的模糊不清尚待著名

人物的影响来弥补之际，资产阶级表现出迟疑不决是不足为奇的。在下层资

产阶级与上层资产阶级之间，在买办与民族企业家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分界

线，改良派资产阶级和革命派资产阶级之间的划分似乎也很难预测：在这里，

也像在许多其他领域里一样，私人关系在起作用，因此，反对派的领袖们在

频繁旅行中和商人阶级建立联系就很重要了。不过在革命前夕，改良主义似

乎为大陆上的资产阶级所拥护，而移居海外的华侨则表现得更激进。在条约

口岸里的企业总是密切地和绅士阶级结成联盟，与他们一样信仰真正的社会

保守主义，并无疑对整个中国的局势抱更现实的观点。通过商会，商人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