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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9部分（第2页）

卿的不同寻常的活动在危机期间起着主导作用，是所有谈判中的首领，他不

只是作为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和商界的代言人而采取行动。他在　３　月和　４　月间

曾积极谈判建立特别市，并被提名为这个未来的特别市的会办，使他成了当

地利益的官方代表。④他急于维护自己的威信，很重视公众舆论：“我们愿意

听取很小的中国组织的最琐细的批评”。①当罢工者采取暴力行动的时候——

例如　８　月　１３　日　５０００　码头工人为向商会索取罢工补贴，劫掠了虞所拥有的三

北公司的两艘船——他当然更有理由让步。②

除了雇主们对工人事业的同情以外，上海总商会在　１９２５　年夏天对罢工者

的帮助，还反映出他们害怕群众运动，反映出他们以儒家社会和谐理想为名

而实行妥协（以及被外国观察家和历史家们毫不客气地称为脚踏两只船）的

惯常做法。资产阶级在夏天逐渐脱离运动，这反映了新的力量均势，而不是

造成了这种均势。采取主动的是那些在让步与恐吓之间摇摆不定的外国人，

③《血痕》，2，1925　年　6　月　19　日；3，1925　年　7　月　12　日。《救亡》，2，1925　年　6　月　16　日。

①《北华捷报》，1925　年　11　月　14　日，第　294　页。

②《北华捷报》，1925　年　8　月　1　日，第　78　页。

③《北华捷报》，1925　年　8　月　29　日，第　251　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　266　页。

④《北华捷报》，1925　年　3　月　21　日，第　478　页；1925　年　4　月　25　日，第　140　页；1925　年　6　月　13　日，第　440

页。

①《密勒氏评论报》，1926　年　7　月　24　日，第　188—190　页。

②《北华捷报》，1925　年　8　月　15　日，第　167　页。

以及把罢工扩展到中国工厂和行政机构的工会。和往常一样，资产阶级对事

件作出了反应，但并没有在事件中采取主动。它增加工资，试图分裂工人组

织，并在罢工者和外国厂主之间进行调停，以便就工人回到日本公司（８　月）

和英国公司（１０　月）工作进行谈判。这是天性谨慎吗？是由于内部矛盾而处

于无能状态吗？资产阶级应付各种具体情况，却又一次被历史的进程所抛

弃。

转向蒋介石，１９２７　年　４　月

向蒋介石靠拢使作为政治力量的资产阶级迅速被排除出去，这并不完全

是　１９２７　年革命扩张所强加的最后一条出路。这是　１９２３　至　１９２４　年以来一直在

进行的政治思考进程所达到的一种选择。

这一动向发源于接近新资产阶级的自由知识界。１９２４　年蒋梦麟注意到自

由主义③和新教育已经失败这一既成事实，两者都强调个人的发展。《中国教

育改革》在新任编辑陈启天主持下，宣传旨在造就对国家有用的公民的国家

主义教育。在中国青年党及其刊物《醒狮周报》支持下，国家主义思潮在五

卅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比一般想象的要大。青年党领袖曾琦（１８９２—１９５１　年）

和李璜（１８９５　年—）可能　２０　年代初在法国时受到查理？莫拉的影响，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