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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6章 邮电通信资费调整（第1页）

卷首语

【画面：1966

年

7

月的北京邮电部大楼，老式电梯缓缓上升，走廊里堆满了用麻绳捆扎的用户意见书。镜头推进资费政策制定办公室，负责人老黄戴着老花镜，手中的红蓝铅笔在密密麻麻的财务报表上反复勾画，窗外的蝉鸣透过纱窗传来，与算盘珠子的碰撞声交织在一起。字幕浮现：1966

年盛夏，当邮电通信网络不断延伸，资费体系却仍停留在过去的刻度。老黄和他的团队在账本与民意之间寻找平衡点，用一次次数据测算、一场场答疑会，试图让带着邮票的信件、拨通听筒的电话，既能承载企业的运营重量，又能贴近百姓的生活温度

——

这场看似数字的变动，实则是通信服务走向千家万户的关键一步。】

1966

年

7

月

5

日，邮电部会议室里，49

岁的资费政策制定负责人老黄将一叠《1966

年上半年运营成本分析报告》摊在桌上，报表上

“纸张成本上涨

23%”“长途线路维护费超支

18%”

的红字格外刺眼。他摘下眼镜擦拭镜片，对参会的各省市代表说：“现行资费标准是

1958

年制定的，八年间物价翻了两番，再不调整，连邮票的油墨钱都快付不起了。”

一、账本里的困局

根据《1966

年邮电资费调整档案》（档案编号

ydb-1966-07-02），当时邮电企业面临三重压力：一是原材料价格持续攀升，生产一枚普通邮票的成本从

0。003

元涨到

0。008

元；二是通信网络扩张导致运营成本激增，仅

1965

年新建的西南通信干线，每年维护费用就高达

300

万元；三是资费结构不合理，长途电话每分钟

0。15

元的定价，让普通百姓望而却步，使用率不足设计容量的

40%。

老黄在调研笔记中记录了一个细节：在上海某工人新村，一位母亲每月写信给外地儿子的费用，占家庭收入的

3%。“通信不该是奢侈品，”

他在团队会议上敲着数据统计表，“但企业也不能赔本赚吆喝，得找到中间点。”